早晨我们起床时，都现身上腿上有许多红点子。我说，这一夜我们不知失去了多少血。小杨说，阶级斗争嘛！哪有不流血牺牲的？我说，这是人为的，无人管。服务员又懒，被子长年不洗不晒，怎么会没有虱子呢？我担心短裤上沾着虱子，再弄到其他衣服上，带回去就会沾到家里的衣服上，那就坏了。便在被窝里把短裤脱掉，拿出来翻来覆去地查看一番，还真的捉了两个。这才又套上短裤，起床穿衣。

我们在文尚县待了三天，先听了政工大组军代表的汇报，又到两个企业和两个公社开了座谈会。

因为我们是做宣传文化工作的，我便提出想到文化单位看看，县政工组便安排我们到县剧团。由县政工组宣传小组组长老窦陪我们去。

剧团没有会议室，座谈会就在他们的剧场舞台上开的。这个剧场不大，只能容纳五六百人。台下的许多长木椅都破烂不堪，歪歪倒倒。窗户多半没有玻璃，有的也是破碎不全。座谈会开始后，很长时间无人言。过了好半天，一位四十来岁做后勤剧务工作的同志清了清嗓子说：“我们这个剧团，二十年前是部队文工团，老演员和老领导那时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都经过枪林弹雨，但是没有逃跑的，没有被捕的。可现在要搞清理阶级队伍，要挖叛徒。清谁呢？挖谁呢？不错，他们当中有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可是，如果他们家里没有钱，他们又哪能念书，哪能编剧，哪能演戏？我说，要讲叛徒，他们对自己家庭来说，倒是叛徒。”

我看了一下坐在身边的宣传组长老窦，他脸上毫无表情。

我心想，这位老同志言说的很好，很深，看来，他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就是工人，解放前可能没读过书，要识字，也可能是参加革命以后认的字。不过，他的言，倒是令人深思，他用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地主资产阶级为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一个青年演员接着说：“我原来造反，跟着起哄。现在不造了，管你挖谁清谁，我只要工资，要钱，要吃饭，要裤子穿。”

我抬头看了看，正是那天在街上看到的穿戏剧服装的青年。我便问：“你们连吃饭穿衣钱都没有吗？”

我这一问，许多人都七嘴八舌地说：真的没有。找文化局要，局长找不到，说是到县干校去了。找财政局要，说财政没钱，要自己演戏挣钱。老是演那几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谁看？有些大戏，剧团还没那个条件，服装、道具、布景都搞不起。

坐在我身边的老窦，脸上的气色很不好。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半天点了一下头，说县财政无钱，县里的办公经费还是找部队要来的。

大家正在争先恐后地叫工资问题的时候，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女演员突然站起来，看样子她压抑了很长时间，才鼓足勇气说：“清这清那我不管，我要房子，我们结婚两三年了，还住在这舞台上――“

另外两名女演员也站起来说：“我们也是，我们也是。”

我睁大眼望着她们，坐在我身边的窦组长一脸严峻，一声不吭。小杨埋头记录。

那位管后勤剧务的同志望着我笑着说：“你们是省里县里来的，不瞒你说，这里演戏时是舞台，戏演完就是大通铺，除了四对夫妻，还有五六个男女小青年，各挂一个帐子，既是床，也是家。”说着他便指着舞台的墙角，“那些都是他们的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