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轧钢厂的车间里，我见有七八个工人坐在钢锭上聊天，我便将柳条安全帽从头上摘下来，往身边的钢锭上一放，坐下来听他们海扯。他们见我是陌生人，便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记者想听听工人同志对九大的看法。一位工人和他身旁的两位嘀咕了几句，好象是说记者不是官。然后又回过头来，问我是想听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说不能笼统说好或不好，我想听真话实话。他说要听实话，他就一句：要长工资。其他几位立刻附和：对、对，要长工资。说他们这些人中，从一九六二年到现在，七八年工资没有动，有的是二十八块，有的是三十二块，最高的是工段长也才三十七块。我心想这倒是事实。一位三十多岁的工人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会，谢了。坐在我身边的工人告诉我，说那人是工段长。工段长又递给其他两人一支。我问这烟多少钱一包，他将烟点燃后说，就这大铁桥一毛二一包都抽不起。七八年前在坐的都是单身汉，现在多数都成家了，有了老婆孩子，而老婆又多半是周围乡下的农民，生活很困难，所以都盼望长工资。另一位工人插话说，现在厂里流传一个顺口溜，叫：盼九大，迎九大，九大开了明朗化。我觉得这两句顺口溜，倒是很有意思，反映了工人的心情和希望。便进一步问：“这‘明朗化’是什么意思？如何才叫明朗？”那位工段长又说：“这明朗，第一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到此结束，不能再搞了；第二，谁打倒谁上来该明确了，不然我们老在瞎咕隆，弄不好就站错队；第三，就是工资该调整了。”

“不能一天到晚就是工资工资，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说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我身后一位同志在言，“我们厂里也是这样，整天锣鼓宣天，到处红旗飘扬，不看到这个大好形势就会迷失方向。”

“红旗飘扬那是表面现象。”工段长生气地说，“你看，三天两头停电，如何生产？文化革命再搞下去，恐怕全厂都要停产了。”

“车间无电这是局部。”我身后的人又说：“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就会变色，国就会变色，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厂。”

我本来以为是工人之间不同意见的争执，因此只忙着埋头记录。这回听口气不一样，便问身边的同志在我后面言的是谁？他在我耳边小声说：“是去年分来的大学生，因为是造反派头头被结合为厂革委会副主任、政工组组长。”果然不凡，我心想。我正想转身看看这位政工组长的尊容，他已经走到我面前。我一见觉得有些面熟，正欲问，他便伸出手笑着说：“萧长玉同志！是你呀！三年前我去团省委串连，是你接谈的。”

我想了想说：“噢，江汉大学的，朱永三，鼎鼎大名。好像是江大纵队司令，后来一跃成为八?一八兵团副司令，又一跃成为糟派总指挥。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三年。”我见身边的工人看我们互相认识，便纷纷离去，我心里有些不快，便说：“你把我的座谈会冲散了。”

“这些工人，都是鼠目寸光，只知道生产呀，工资呀！不懂得国家大事。”他说着就拉着我往车间外走，“好几天前，就听说有位新华社记者要来，但一直没见，也不知是谁。刚才我到车间，现你正埋头作记录，我估计是新华社记者了，没敢打扰，就坐在后边听。我听那些工人越说越不象话，就插了几句。”他说着又问，“你怎么不从厂政工组过，就直接到车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