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记者证给他看了一下，说：“我在其他厂开过一些座谈会，但我现凡是有领导在场的，工人们大都不太说话，因此就想到车间直接听听工人意见。谁知你这大领导一来，他们就走了。”

“我这叫什么领导？”朱永三笑道，“我是下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

“你是来镀金的。”我拉长声音说，“要不然怎么会给你安排个厂革委会副主任、政工组长呢？”

“哈哈，”朱永三打着官腔笑道，“我这个副主任、政工组长与你这个大记者可差得远了。”朱永三接着说，“谁不知道，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三级。何况你是新华社记者。好吧！我领你去吃饭。”

我说：“不用了，我得赶快回招待所，下午要稿。”

“那我派车送你。”朱永三说。

“也不用。”我说，“市宣传组借辆自行车给我用了，就停在厂门口。”

我骑上自行车，回头看了一下朱永三，过去我曾接触过他。我觉得此人很像我们省宣传组的那位冯先之，满口大道理。不仅是个可爱的左左派，而且是位雄心勃勃的人物。

下午和晚上，我将昨天以及今天的采访整理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内参，连夜往分社。

沿江地区我已有四五天没去了，它的七个县我已跑过五个县，还剩两个离这个市比较近的县没去。第二天一早我便乘车去沿江地区的芦湾县，采访了一天。从村里回县城晚了一点，没赶上回南山的公共汽车，我在路上拦了一个拖拉机。司机看了看《记者证》，往后一指说上车吧！车斗上有三个农民，我爬上车斗，他们挪了个位子让我坐，我说谢谢。沉默了片刻，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农民问我是哪个公社的，我说是新华社的。他说没听说这周围有新华社（他以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

司机回头笑道：“你这人真是土包子，新华社都不知道。新华社是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全国各省，世界各国都有。”

老农又问：“那要多少拖拉机，多少劳动力，这个社的社长恐怕比我们公社的社长大好多了（指官）。”

司机又大笑，连说：“土货，土货。他们不用拖拉机，不要劳动力，只要秀才，只要笔杆子！他们的社长比我们社长大倒不假，恐怕有省长大。”老农受到司机的奚落，半天没作声。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愣了半天，突然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公社门口的大喇叭经常说：新华社消息，新华社消息，恐怕就是你们干的。“

“是的，不光是我，还有好多人。”我说。

老农又问我：“那你在社里干什么？”

“我在社里当记者，是搞采访的。”我说了之后又觉得他可能还是搞不懂，我正想作一些解释的时候，他却自言自语地说：“记者，采访？”好象是在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不要又说错了。

我不想让他再费脑子，便说：“记者是我们的职业，身份。就象那位开拖拉机的同志，司机是他的身份。采访嘛――”我思考着想如何解释得更通俗一点，让他一听就懂。便想了想说：“譬如你们村上、社里有什么大事、好事，生什么新鲜事，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的，我就去采访。”我心想，又说了这“采访”两个字，觉得不妥，他还是听不懂，又改口说：“我就去问，去打听，把它记下来，再写成稿子，也叫文章，然后到邮电局去，用电报到北京总社。北京认为好，再给广播电台、报社，播出来，登出来，大家就都知道了。”我绕了九曲十八弯好不容易才解释完，好歹是晚上路远又没事，全当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