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之说：“不是让你们队里集体养猪吗？”

队长说：“队里是养了一些，死的死了，没死的也瘦得像猴子一样，队里没有那么多饲料。如果是一户养一头，剩点刷锅水就够喂猪了。”

“那不行。”老冯说，“那是走回头路。”

我捣了捣队长，示意他不要说了。

指导员接着说：“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队里敲三遍钟，吹三遍哨子，社员也不上工，有的伸头看一看，左右隔壁还没动，又把头缩回去了。我不知别的队怎么样？”

其他队的同志笑着附和：“都一样。”

我觉得队长和指导员说的情况都是事实，我也亲眼所见。这个大队现在实际上是工作组在起主导作用，因此，我便想从理论上来探讨解决这个问题，但又担心说不好，老冯会扣我的帽子。我还没想好，岳厅长便问我：“小萧，你有什么想法？”

我犹豫了半天，硬着头皮说：“我认为，指导员提出要调动社员积极性恐怕是主要问题，有了积极性什么事情都好办。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找原因，来解决问题。大家知道，生产力是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工具（农具）、土地。生产关系是指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所结成的关系。马克思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决定一切社会矛盾的基本矛盾。他又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展，这是规律。从我们队看，生产方式是大呼隆，队长吹三遍哨敲五遍钟，你不出门我也不上工。分配方式仍是大锅饭，造成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反正是早上工迟上工一天十分工。这说明，生产关系还不适应生产力展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要改变大呼隆干活的生产方式，和干好干坏十分工的分配方式。”

“你这是搞唯生产力论。”冯先之阴沉地说，“萧长玉，你别忘了，马克思还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展的。”他把“适应”两个字又作了反复强调。

“那是指总体而言，我讲的是局部。”我说，“例如我们挖当家塘，开始队里反复做思想工作，动员社员学大寨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精神，还动员党团员带头，就这样只保持一个星期，后来又松松垮垮。以后队里实行分组包土方包工分，调整了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结果，社员起早摸黑，队长连哨子都不要吹了……”我还没说完，会场就热闹起来，纷纷问我们队长是不是这样？队长和指导员都说：“是的。”

我接着又说：“这就说明，生产关系一调整，适应了生产力的需要，社员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现冯先之目不转睛地瞪着我，好象很不耐烦似的。

我的话音一落，冯先之便站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你这是搞工分挂帅！”

我忍不住站了起来说：“工分挂帅是不对的。但是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按劳分配的，社员多挖了土方，多得工分，这是劳动所得，怎么叫工分挂帅？怎么动不动就扣帽子呢？”

岳厅长挥着手要我们坐下，又笑道：“你们俩都不愧是宣传部的，理论上都是一套一套的。我看也不要争了，春耕生产就要开始了，各队回去，就按这两天学习和讨论的情况把生产安排好。”

散会后，我们和孙庄队的同志是同道回去。秦苑媛当着两个队的指导员和队长边走边说：“小萧哎！我说你的胆子越来越大，尽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你的脾气怎么就改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