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今天弄这些菜，我也有意见。”我说。

“我也是实心实意的。”他给我斟了一盅酒，用筷子指着桌上的鱼和黄鳝说：“我一春没去捞鱼摸虾，昨晚我第一次穿了黄鳝笼子，带着鱼网，跑到沽河湾的沟里去打鱼、焐黄鳝。这鸡可也是我自个儿养的啊！”

“你养了鸡？”我问：“怎么到现在我没现？”

他将筷子一放，伸手拉着我抽开后院的门闩，我进了院，只听鸡咕咕的声音，没看到鸡，我又转到厕所后边的拐角，才现一个用马虾槐和柳条编扎的一个鸡笼，约有四五个平方，里面养有一二十只一斤多重的鸡。我笑道：“你一个人养这么多鸡，真辛苦，为什么不放到这后院子里养？”

“放到院子里万一门一开，跑出去了，我这队长不就带头破坏了规矩？”队长说，“说不定又让那位冯先之撞见，你挨批评，我还要受罚。”

“那你整日把它们关着也不好啊。”我说。

队长说：“时间来得及，我就早晚把它们放到院子里，让它玩玩，溜达溜达，然后再关到笼子里。”

我笑说：“你真有办法。”

我们回屋里，他说：“不跟你说这些，你小萧又不知这鸡啊鱼啊是怎么回事，搞不好还认为鱼是我从当家塘弄的，说不定你又要罢吃罢喝。”

我笑道：“你耿直、无私、苦干，这是社员反映，我绝对相信。”

“那就喝一盅。”他端起杯说，“今天我不把你当工作组，我比你大七八岁，咱俩都是光棍一条，我把你当兄弟，来！咱弟兄俩干一杯。”他一饮而尽。

我觉得盛情难却，也抿了一口。放下盅说：“既然你把我看作弟弟，我就说了，你姐弟俩都应该找个对象，成个家啊！”

他又喝了一盅说：“长玉哎，像我们这个队，穷得叮当响，就像刚才在棉花地里，你笑我穷得连条裤子都没有，谁愿意嫁给我？再说我姐，她一个人拖三个孩子，哪个愿娶她，她也不愿拖累人家。”

我端着杯，沉思半晌，说：“这都是一个字：穷。要想法把队搞富裕起来。”

“所以我现在要拼命。”他喝一口酒说，“过去我也拼，但不得法。上面还这样限制，那样限制。我们也只知道种田就是种稻种麦，饱肚子。种棉花也只是在旮旯拉拉种几棵，给社员冬天做棉鞋用。自从去年你说种经济作物能来大钱，我心里就在琢磨这件事。特别是南岗棉花长起来，我跑到县城一打听，好家伙，一斤皮棉两三块，一亩能收五六十斤，我南岗二百多亩，能收一万多斤皮棉。”他越说越兴奋，又喝了一盅说：“今冬我还要搞拖拉机把北岗翻过来，明年也种上棉花，南北两岗加起来就能搞六七万块钱。”

“我不是泼你冷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说，“南岗让我们碰上了，适合种棉花。北岗土质是否合适，要到县里请农林技术员来化验一下土质，如果适合种棉花当然可以，不适合，看能不能种其他作物，譬如果树，梨子、苹果、桃树等，这东西也来钱。不要认为一家一户在院子里栽一棵，结点果子给小孩吃，其实拿出去卖很值钱。”

队长把腿一拍：“又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说：“我出差到安徽砀山，现那里铺天盖地都是梨树，一亩面积能栽五六十棵，一棵树能结好几百斤，梨子多贵？好几毛一斤，你算算看。”

“好！好！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不仅要种稻种麦，还要种经济作物。”他把酒盅端到我面前，“感谢你，你把我这土老瓜撬开了，敬你一杯。”

他一干而尽，我又抿了一口说：“你今天在南岗给社员算的两笔帐很好，在这双抢关键的时候，你把工分值算给他们听，社员知道今年的工分值高，必然拼命干拼命挣工分，这比你敲钟，开十次动员大会都起作用。”

“是的是的。我吹了几次下工哨子他们都不回家吃饭。”队长说。

“这就是物质利益驱动。”我说。

“什么？什么动啊？”队长问。

“利益驱动。”我一个字一个字说，“就是说能拿到工分，工分又值钱，当然就拼命。如果你一年干到头，拿不到钱，你干不干？”

“今年冬天挖南岗下面的当家塘，我也实行包工包分。”队长有些沮丧地说：“那时你搞不好要回去了，社员们都在议论，说最好留你在这多待两年。你在这我们有依靠，不然大队三天两头来找麻烦，说这个不能搞，那个不能干，还要割这个尾巴，割那个尾巴。”他说着又给我斟酒。

我说：“喂，队长哎，我实在不能喝了，再喝我就不能去开会了，我要吃饭。”说着我就站起来准备去盛饭。

队长忙把筷子一放，“我来我来，你喜欢吃锅巴，我特地叫我姐多烧两把火。”

他铲了一大块给我，这是新米煮的。队里考虑双抢期间社员的劳动量大，提前割了几亩早稻分给社员。新米饭结的锅巴，再一烤，焦黄焦黄的，又香又脆，嚼起来，真是越嚼越有味道。

双抢开始后，我便跟岳厅长说，我不能在王庄吃派饭了，因为家家杀小鸡。岳厅长想了想，说这样也好，免得又惹是非。从此我便到大队食堂去吃饭。谁知没几天，又出事了。这天中午，我刚到大队部，老远见王指导员和杨郢杨翠兰的母亲站在食堂门口，杨老太太用手擦着泪，好象在跟谁诉说什么。我想坏了，是不是生了什么事，老太太拖着指导员到大队来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