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提到仁、义、礼、智、信，就说是儒家提出的，我就想问，儒家思想出现之前，人们就不讲仁、义、礼、智、信了么？
准确地说，儒家只是将古人的一些言行，用仁、义、礼、智、信来概括。因此，只能说儒家明确地提倡仁、义、礼、智、信。
当年秦汉上学时，喜爱古代文学。曾对照《老子》和《论语》等书来读。
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读这些话时，秦汉心中可是颇为悚惧。因为他读出了人性不断触及下限，而不是创造上限。人们从恶易，而行善难。
他认为，老子所言天地和圣人，重视的是秩序，而不是个体的幸福荣辱；因为他们以天下万物苍生为念，是不可能细化到个体的生命。所以天地圣人才有不仁之谓，百姓才有刍狗之命。
至于仁、智、忠、孝等，恰恰是人们有了分别心，有了人性的下限，才会提倡人性的底线和上限。
天下大治，善于治理的大臣，我们称之为贤臣；而乱世的时候，那些为社稷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臣，我们称之为忠臣。
秦汉一向认为贤臣远胜于忠臣，只要贤臣常有，则忠臣必不常在。恰恰是贤臣被弃，才有乱世，才会出现忠臣。而忠臣，却不一定能成为贤臣。
客观地讲，从民族感情而言，秦桧是奸臣。但对皇帝而言，他却是忠臣。至少，在皇帝眼中，他比岳飞可靠。否则，皇帝杀得就不应该是岳飞，而是秦桧了。
更何况，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打压武将本就是文臣的一致目标。
如韩琦杀焦用的故事。（狄）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韩琦）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曰：“总管立久。”青乃敢退，盖惧并诛也。
请注意最后一句，青乃敢退，盖惧并诛也。说明什么？狄青虽为大将，但地位低下，若韩琦不说话，他不敢离去，更害怕自己也被韩琦寻个理由杀掉。文武官员地位之差，如此之大。所以，狄青不敢直言焦用无辜，只能以他立功为请辞。
后来，狄青任枢密使期间，谏官多次对狄青发难，称其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求将他调出京师以便保全其声誉。如此毫无依据的事情，都能被文臣用来发难，可见文臣对武将敌视之心有多重。最终狄青郁郁而终。
由此可见，皇帝主和，秦桧主和，唯有岳飞请战。在宋朝轻视武将的这种政治正确的主导思想下，岳飞又如何能够得到善终？
当然，他并非是为秦桧翻案，而是就当时的政治生态，论述岳飞的悲剧性的必然。更何况，在他看来，罪人不仅是秦桧和张俊，还有至高无上的皇帝，进而言之，是封建制度的悲剧。
然而罪责，却必须有人来担当。作为臣子，秦桧义无反顾。
重点是，秦桧学的是什么？儒家思想。秦桧是贤臣么？估计没有人会认同。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儒家学子，秦桧清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么？
他肯定知道。但他为什么还会做出不仁、不义之事呢？
只因为儒家文化和朝廷权力互为表里，仁义道德皈依于权力，成为王朝的“皇帝的新装”。权力并不尊崇道德，而道德却常常向权力低头。所以，那些从政的儒生们，有所少人真正践行了仁、义、礼、智、信呢？
因此，秦汉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和权力相互勾搭，直至共同毁灭。保持儒家思想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是秦汉对华夏文化和思想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
不过，秦汉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他的根基太浅，名望太低，在学问方面没有话语权。说出来，徒惹人笑，还不落好。
他继续谈到学堂制度：“中学入学年龄为十一到十四岁，重点学习各家思想。”
秦建計诧异地问道：“什么各家思想？”
秦汉快速答道：“诸子百家的学说。这些学说有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避免死读书和读死书的现象存在。只有各家思想交锋，才会有文化和思想的繁荣。”
秦建計沉默片刻，终于还是点了点头。从感情上来说，他并不希望秦汉这么做；但从内心深处而言，他知道，秦汉的说法很正确。
秦汉接着说道：“大学为研究之学，培养各类思想家和学问家，由名师教授，学生讨论，激发学生对某一类问题深入研究的热情，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后，大学毕业从事各行各业。若在各行业中有突出成就，且愿意和志同道合之人共同专研某项学问或技术的人，可以进入大学中的研究院，继续深造。树立培养学者优于官员的教育目的。”
秦建計对此也无异议。毕竟，培养更多的学者才能繁荣儒家思想，更好地传播儒家学说。
事实上，秦汉的目的在于，摒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避免思想和权力的另类勾结，最后再出现一次“罢黜百家”式的文化惨剧。
然而，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若是文化精英醉心于学术，那么朝廷官员的素质必然会大幅降低。当然，这种官员多指处理事务性工作的官员。
如何保持官员素质降低，但又不影响社会治理的效果呢？
秦汉曾经设想，国家治理，采用小政府、大社会和依法治国的政治理念。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对官员素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