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
今传世的《唐会要》为宋王溥所撰。王溥《宋史》有传。《传》称：“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郡斋读书志》叙述苏冕和崔铉撰《会要》和《续会要》后接着也说：“溥又采宣宗以后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奏御文简事备。”今苏冕和崔铉的撰述久已佚失。王溥书中曾频道及苏冕《会要》或称“苏氏曰”或称“苏氏议曰”则王溥就不仅是续撰应该是对苏氏的原著有相当多的改动处甚至是另行撰述的。
《唐会要》的分目相当繁多据统计竟多至五百一十有四对于唐代沿革损益之事的记载是相当详赡的。撰会要可能和修史不尽相同一代有关的诏诰奏议以及私家著述修史之时虽可全文征引究竟还有一定的体例不免有删削的地方甚至文句也或有所改动。王溥所撰书却多事征引全文录载。好在每事各成一条也不至于显得过分繁琐。
王溥所撰书分目既多所涉及的方面也就相当普遍街巷琐事也在记载之列。玄宗开元年间颁下敕令：“（京洛两都）城内不得穿掘为窑烧造砖瓦其有公私修造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文宗太和年间长安左右巡使奏请：“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并请“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开门悉令闭塞。”1唐时兵备马匹为主要设施之一因而对于马匹十分重视各监牧的马匹都须加盖印章。规定：“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2这样琐碎的事务皆见于记载可知其包罗的宏富和详备。
《通典》的续编和《通志》、《文献通考》《会要》与《通典》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于《类书类》中可见其中有相近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以之著录于《典故类》中虽有改易两书仍在同一类中。《通典》也有续撰的。《直斋书录解题》就著录有宋白《续通典》并说：“起唐圣德初迄周显德末。王钦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数千载为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为开元礼。今之所载二百余年亦如前书卷数时论非其重复。”宋白所续书早已失传今有辑本尚可见其一斑。
清代乾隆年间撰《皇朝通典》时也曾撰《续通典》。亦如宋白之例由唐肃宗圣德元年续起迄于明崇祯末年。其书于唐代后期诸事率皆缀辑旧史记载鲜有增益仅略备一格而已。
南宋时郑樵始撰《通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别史类》。郑樵《宋史》有传。《通志》2oo 卷其中《帝纪》、《皇后列传》、《年谱》、《列传》共149 卷居全书四分之三以之著录于《别史类》中自是十分恰当。这些纪传大抵是删录前代史书旧文仅稍有移掇别无新意故不为史家所重视。其余49 卷为二十略。《通志》和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并称《三通》。《通典》和《文献通考》皆无纪传。《通志》能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主要还是在这二十略。
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1 《唐会要》卷八六《街巷》。
2 《唐会要》卷七二《诸监马印》。
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皆叙述历代隋唐两代自在叙述之列大可取之以证史。《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二十略多有疵议并指出六书、七音乃小学的支流非史家的本意。还指出礼、乐、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六略皆删落《通典》无所辨证。其他诸略也多有钞自他书事例。不过最后却指出：“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二十略中的《艺文略》也多所指责说是分门太繁而又多前后歧出甚至所列门类也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并举出若干例证以相证实。这些指责既有实例自不容代为辨别。不过也并非就和所说的其他篇目一样尽是移录前史旧闻。《艺文略》前后8 卷篇帙繁多难以备举这里就以《地理》一门略事陈述以见一斑。《地理》门中又分《地理》、《都城》等十二子目其中有关唐代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并非完全取之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隋唐及其以前的地理撰述又较《艺文志》为多其多竟达数十种。应该说这是可以补苴《艺文志》的疏略的。当然其中也不乏重出和误入的。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记》、贾耽《皇华四达记》就皆前后重出杨孚《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又一书而二名了。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撰成于元代初年。据其《自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言一行可以典故之得失证史官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文献通考》的得名正是这样的道理。全书共分二十四门也就是二十四篇考。据说前十九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这是不错的。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门就由《通典》的《食货典》分出来的。不过这不是简单的离析而是有不少的补益的。同样《选举》和《学校》两门则是由《职官典》离析的《郊祀》、《宗庙》、《王礼》三门则是由《礼典》离析的。而《乐》、《兵》、《刑》、《舆地》和《四裔》则仍遵《通典》的旧规仅改《州郡典》为《舆地考》《边防典》为《四裔考》。另外还有《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是《通典》原所未有而采摭诸书新增的。
这样348 卷的巨著虽是采撷征引前贤时人的论著也难得了无讹误。
《四库全书总目》曾摘出不少条款认为是脱漏或讹误之处。其中提到《经籍考》并说：“《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这一点的指责也确是并非过枉。仅就《地理类》而论尤属显然。其中唐人的地理撰述只有二十八种加上唐以前的撰述也不过再添九种以之和《新唐书·艺文志》相较所差实多不过也有补苴《艺文志》之处。郑常《洽闻记》和李德裕《西南备边录》就是较为重要的两部。《西南备边录》13 卷其下注：“巽岩李氏曰：‘唐李德裕撰今特存其第一卷。而《崇文总目》亦只载一卷岂嘉祐以前已亡逸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西南备边志》12 卷为宋人邓嘉猷所撰可能是一书的讹传。现在皆已不传难于详加考索。
《文献通考》的《兵考》也与《职官考》等一样是沿袭《通典》的成规。其实只是名称的沿袭具体内容却是独出心裁。《通典·兵典》乃是以孙武所著十三篇为主而以历来用兵作为具体的例证。《文献通考》的《兵考》则是分别叙述历代兵制、禁卫及郡国之兵、教练之制以及车战、舟师、马政等。两者迥然不同。唐代的兵制以及有关各项措施和设备亦皆在论述之列。可以和《新唐书·兵志》相参证。
宋人编纂的与隋唐史事有关的类书北宋初年曾以皇朝的力量撰修了四大部书前面提到的《太平广记》就是其中的一部。与《太平广记》的名称相近的为《太平御览》。另外还有一部《册府元龟》。诸家著录皆以这两部书列入类书类中。主其事的亦为李昉、扈蒙诸人。《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以前《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参详条次修纂本号《太平总类》太平兴国二年受诏八年书成改名《御览》。”全书共分五十五个部门部门中又分细目总计不下五千。即如所列的《皇王部》由《叙皇王》开端接着每一朝代的每一帝王皆列一目直至唐哀帝故相当繁多。引用众书也极为渊博据书所列的《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书中征引的载籍共有一千六百九十种。其中间有重复数见的书名近人核实统计谓不过一千多种。就是一千多种采摭也是极为丰硕的。所采摭各书迄今已多有亡佚赖是书得以流传。清代学者喜辑佚前哲遗著就多取材于此书。王谟等人所辑的唐人地理著作也惟此书是赖。就是隋唐时期已佚的史籍同样也可由此书中采求。
《册府元龟》撰修于宋真宗景德年间。由王钦若、杨亿撰集成书论述历代君臣事迹。总五十部一千余门。部有总序门有小序。论其篇幅较之《太平御览》还要多到一倍。可说是鸿篇巨制。陈援庵（陈垣）为《影印明本册府元龟》作序谓前人多重视《太平御览》而轻《册府》。因而具体指出：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出自《册府元龟》而标榜采用《永乐大典》。道光间刘文淇诸人为岑氏校勘《旧唐书》即大用《册府》成绩卓著。并说：“《册府》所采唐五代事不独用刘薛二家之书当其修《册府》时唐五代各朝实录存者尚众故今《册府》所载每与旧史不尽同也。”仅此一端《册府》有裨于史学岂浅鲜哉。
南宋时王应麟又撰《玉海》。王应麟《宋史》有传。传中备举其所撰著《玉海》即列于其中。是书分门繁多计有天文、律宪、地理、艺文等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王应麟撰集此书是为了当时词科的应用故钞撮群籍然亦间杂己见。所依据的前贤旧籍相当繁富。分门别类依次钞撮实便翻检。所钞撮的群籍上起秦汉以前下迄宋世隋唐两朝去宋未远采摘更多。如述名山即采唐吴均所撰《天柱吴记》述白渠又采《白氏六帖》皆非出自两《唐书·地理志》与其他舆地专著。《文苑英华》和唐人诗文集的汇编隋唐时文人学士的文集至为繁多多各自单行间有合并汇编亦未能囊括一代。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始有《文苑英华》的纂集是由李昉、扈蒙、徐铉、宋白主持其事其后苏易简、王祜亦曾参修。其书上起梁代末年盖其本意为续《文选》之作非皆为隋唐撰述的总集。不过还是广事搜罗隋唐各家集得以保存也是应该称道的。
《文苑英华》由于综录各家撰述故篇幅至为繁多流传就难免有一定限度。其后姚铉因之另编《唐文粹》。姚铉《宋史》有传。或谓此书为徐铉所编徐铉虽亦有名当世然姚铉编次是书明见其本传之中当非诬妄。《文苑英华》有卷一千所收文章自是相当渊博《唐文粹》只有百卷也就较为精粹。两书编纂虽皆不以史事为主但隋唐人的文章中不能说皆与史事无关因而可以史料视之。
到了清代更有《全唐诗》和《全唐文》的纂集。《全唐诗》纂于康熙年间以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为稿本。《四库全书总目》说：“诗莫备于唐。然自北宋以来但有选录之总集而无辑一代之诗共为一集者明海盐胡震亨《唐音统签》始搜罗成帙粗见规模然尚多舛漏。”因而《全唐诗》就以之为稿本而再事搜罗补苴成此新编。据说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作者二千二百余人。纂集的体例是“冠以帝王、后妃次以乐章、乐府殿以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外国、仙神、鬼怪谐谑及诸体其余皆以作者先后为次而以补遗及词别缀于末。”《四库全书总目》还列举了前人所传的伪托讹误。《全唐诗》现在已点校重印。点校说明中也举出其中的缺点如误收、漏收作品作家重出小传、小注纠误编次不当等等这都有待于重新彻底整理。不过这样近一千卷的大书有缺点也是难免的。能把数百年中两千多诗人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对于阅读者还是方便的。
《全唐文》是嘉庆年间继《全唐诗》后纂集的。全书1ooo 卷裒辑唐五代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较之《全唐诗》更为鸿博。据说是书以当时内府所藏善本《唐文》一百六十册为依据参校《四库全书》中的唐人别集汇编成书。并钞撮前人编成的总集兼收各有关的记载以及金石碑刻资料故内容相当丰富。然篇幅既多缺点亦所在多有。现在《全唐文》重印出版。在其出版说明中也曾举出其中缺点多种特别是书中所附的小传错误更多阅读时自宜多所注意。不过《全唐文》和《全唐诗》一样都能汇集有唐一代的诗文可以省却读者若干翻检之劳还是应该称道的。前面论述隋唐时人文集曾列举其中最为重要的若干种其余备见《全唐诗》和《全唐文》中就无须再行罗列了。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隋唐城址隋唐长安城长安城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的勘察、掘先后完成了对外郭城、皇城、宫城及城内街道、坊市、渠道的探查并据此绘制了长安城的实测图和复原图。1宫城位于外郭城的北部正中。整体作长方形南北长1492.1 米东西宽282o.3 米。四周围墙夯筑墙基宽14—18 米。宫城有五座门已探出南壁正中的承天门（隋称广阳门）和北壁中部偏西的玄武门。承天门址东西残长41.7 米进深19 米三个门道门基铺石条或石板。宫城被隔墙分为三部分：正中是宫殿区为皇帝正衙之所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皇城北接宫城也作长方形南北长1843.6 米东西宽与宫城同。
皇城有七座门南面三门、东面二门均已找到西面二门为现代建筑所压未能探明。据文献记载皇城内街道为东西向街七条南北向街五条已探出东西向、南北向街各一条。
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宽9721 米南北长8651.7 米。城墙夯筑墙基宽度一般为9—12 米。城墙外侧有宽9 米深4 米的城壕。东、西、南三面各开三门。已探出的城门中以南面中部的明德门最大五个门道。其余各门除东面居中的建春门外皆三个门道。1皇城的两侧及其以南地域为居民区分布着由纵横街道划分出来的坊、市。依照文献郭城内共有南北向街道十一条东西向街道十四条。经勘察和复查皇城以南共现南北向街十一条东西向街十条。其中通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城内的主干大街宽度最大。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55 米外余皆宽1oo 米以上尤其是由皇城南的正门朱雀门至明德门的朱雀大街宽达155米。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稍次在39—68 米之间。顺城街最窄宽2o—25 米。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纵横街道将郭城内地面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一说一百一十坊）已为文献所记。据探测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oo—59o 米东西宽558—7oo 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oo—59o 米东西宽1o2o—1125 米；皇城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838 米东西宽1115 米（据金光门内居德坊实测）。各坊四周有夯筑坊墙墙基宽2.5—3 米。朱雀大街两侧四列坊坊内仅有东西向街一条应有东、西二门；其余各坊内有十字街道应有东、西、南、北四门门址皆已破坏。1两市分别位于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南者隋称都会市唐称东市；西南者隋称利人市唐称西市。两市平面皆长方形各占两坊之地。
1 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 年第6 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 年第3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考古》1963 年第11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o 年田野工作的主要收获》《考古》1961 年第4期。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1 期。1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钻探组：《唐长安城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 年第1 期。城内共探出渠道三条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园林的用水问题。
隋唐长安是一座封闭式城市它在总体设计上以宫城、皇城、郭城的正南门构成南北中轴线“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宫城置于北部正中其南另筑皇城以置中央衙署把一般居民与皇室的住地分开“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加强了宫城的防卫。
唐太宗以后长安城的扩建与变化主要是大明宫、兴庆宫和坊市的演变。大明宫创建于贞观八年（634）高宗时增修龙朔三年（663）成为唐朝廷的主要朝会之所其遗址位于宫城东北禁苑的龙原上。平面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南墙实为郭城北墙的一部分长1674 米北墙长1135 米西墙长2256 米东墙有一转折比西墙略长。城墙皆夯筑转角处和城门内外包砖。城角可能原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唐代后期还在东、西、北三面城墙的外侧增筑了夹城。大明宫的四壁皆有门多已探出。正南的丹凤门三个门道北面的玄武门一个门道。城内现宫殿遗址2o 余处2。
兴庆宫位于兴庆坊原为唐玄宗藩邸。玄宗登基后以之为离宫。开元十四年（726）以后扩建成为皇帝听政之所。兴庆宫平面长方形东西宽1o8o 米南北长125o 米已探出东、西、南三面部分门址。宫内北部是宫殿区南部是园林区。南区探出椭圆形水池应是龙池遗迹其西南掘建筑址17 处。一号址靠近宫城南壁长方形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可能是勤政务本楼的基址。兴庆宫建筑址现的瓦件甚多仅莲花瓦当就有73 种。1隋唐洛阳城洛阳城主要由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但布局与长安不同。
宫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平面近方形东壁127o 米西壁1275 米北壁14oo 米南壁正中向南凸出长约171o 米。城墙夯筑宽15—16 米内外皆包砖。宫城探出五座门城内中部以南分布主要宫殿区。宫殿区东面是东宫。宫城东北、西北两角各有一隔城。
皇城围绕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城墙亦夯筑南北长167o 米。
宫、皇城之北还有曜仪、圆璧二城。曜仪城为狭长方形东西21oo 米南北12o 米。圆璧城平面呈梯形东西211o 米。东城紧接皇城之东北墙长62o 米东墙残长127o 米。东城之北是含嘉仓东西宽约6oo 米南北长约7oo 米。
郭城平面近方形南宽北窄城墙夯筑。东墙长7312 米南墙长729o米北墙长6138 米西墙曲折长6776 米。南、北、东三面共开八门南面三门及东面的建春门已探出门址皆三个门道。南面正门是定鼎门宽28米。城内的街道大都探出洛河以南的南北向街十二条东西向街六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向街四条东西向街三条。已探明的诸街中通城门的各街较宽一般在41—59 米左右其中定鼎街从郭城定鼎门通皇城正门宽达121 米。城内坊的布局整齐坊呈方形内有十字街道周围筑坊墙长、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马得志：《唐大明宫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6 期。
1 马得志：《唐兴庆宫掘记》《考古》1959 年第1o 期。
宽一般在5oo—58o 米之间。洛阳共设三市。1长安、洛阳城内重要遗址长安城东、西市的掘长安城内的东、西市经勘探表明西市南北长1o31 米东西宽927 米。东市南北长约1ooo 米东西宽924 米。两市四周有夯筑围墙其内有井字形街道和小巷并沿墙设街。街道两侧修排水沟排水沟相互沟通组成完整的排水系统。西市井字形街中心部位探出铺地砖和残砖墙应是市场管理机构市署或平准署所在地。井字形街道两边房屋基址密集大者宽1o 米左右小的宽3 米左右进深皆3 米左右应是各种店铺的基址。西市南大街东端路南掘出陶盆、陶罐、三彩器残片及大量瓷片房址内现石杵、石臼临街处清理出小圆坑数处并埋有坛罐这一带为饮食业所在区域南大街中部街南遗址出土大量骨制装饰品、珍珠、玛瑙、水晶装饰品及金饰品似为珠宝商行遗址并附有加工作坊。东市的东北角现两处椭圆形水池遗迹可能是唐代的“放生池”。1长安城麟德殿和含元殿遗址麟德殿位于大明宫内太液池西。殿基长方形四周以青砖镶砌殿基上建南北相连的三殿长达85 米。前殿东西宽58 米面阔九间进深四间正中减六柱。前附副阶一间副阶前有东西阶址。前殿后为宽8.2 米的东西通道接中殿。中殿面阔同前殿进深五间左右各有方形台基一处即东西亭址。前、中殿的地面大部分原铺有表面磨光的矩形石块。后殿紧接中殿二殿有东西山墙相连。后殿面阔同中殿进深三间左右各有一矩形台基或为“郁仪楼”和“结邻楼”遗基。后殿的北面附一面阔九间、进深三间的建筑。麟德殿遗址出土长方砖、方砖、板瓦、筒瓦、瓦当和绿釉琉璃瓦及兽头石刻等。2含元殿位于龙原南是大明宫的主殿。殿基高出地面13 米左右东西长75.9 米南北宽42.3 米。殿面阔十一间进深四间。南面原未筑墙其他三面为夯土壁。殿基左右两端中部稍偏北各有一向外延伸并转而向南的廊道分别与殿基斜前方的“翔鸾”、“栖凤”二阁衔接。二阁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高出地面15 米左右周围原包砖壁。殿基向南筑7o 米左右的龙尾道由三条间距8 米相互平行的斜坡台阶道构成。含元殿遗址出土石柱、螭残片、素面方砖、莲花方砖等。3长安城内揭露出一个院落遗址由主院、东南院和西南院构成。院落中有殿址、回廊、房址、井等出土了一些建筑材料、佛教遗物、碑刻和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一件已残的石茶碾是少见的现其上刻“西明寺”、“石茶碾”等字。据考证这里是唐代西明寺遗址的一部分。1青龙寺遗址青龙寺位于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原为隋灵感寺唐景云二年改名青龙寺掘遗址两处一处为塔址塔基平面方形并有一方坑居于正中当是地宫部分。另一处是殿址在塔址东部台基呈长方形1 参见第1o3 页注1。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掘》《考古》1961 年第5 期。2 郭湖生：《麟德殿遗址的意义和初步分析》《考古》1961 年第11 期。3 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 年第7 期。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掘简报》《考古》199o 年第1 期。基面已被破坏现存东西五排、南北六排的夯土墩其上原承柱础石中心缺两墩可知是一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建筑中心减柱部位似为一台座遗迹。台基四周仅存部分包砖东西对称部位各有夯土遗迹应为与殿堂相接的廊址。北部有踏道南面伸出小月台。出土遗物主要为砖瓦还有小鎏金铜佛小银佛石刻、经幢残片和许多壁画残片。2洛阳含嘉仓遗址含嘉仓位于洛阳城宫城的东北部含嘉仓的东北及偏南部探出粮窖259 个排列整齐东西成行。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口径最大的18 米左右深12 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 米左右深6 米左右。掘了其中6 个窖的结构是底部夯打、火烧、铺烧土块和黑灰等然后铺木板或草再铺谷糠和席窖壁砌木板窖顶是木架结构的草顶上涂很厚的混合泥。16o 号窖内还存有大半窖已变质炭化的谷子原应有25 万公斤。还在三个窖内出土了共八块铭文砖记载着粮窖的位置、粮食种类、来源、数量、入仓时间及负责运输、入仓的职官姓名。1唐代洛阳宫城内还出土了哀帝的玉册十枚为次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
扬州城唐代的扬州仅次于当时的长安与洛阳两个京城。1986 年以来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勘察与掘。现已探出子城的四面城墙、城内的两条道路东和南两个城门。罗城亦探出四面的城墙、七座城门、五条道路和河道。子城的西城墙和西北角进行了探沟掘现有汉、六朝、隋唐、五代、宋的地层表明子城的营建年代久远。罗城的西城墙、南城墙各掘两条探沟城内的石塔路掘了1ox1o 米的探方三个还掘了西门址。扬州城的勘察与掘表明唐代扬州分为两个部分子城在全城的西北角上整座城南北长6o3o 米东西宽312o 米。子城内的南北道路和东西道路位于城中间十字相交。罗城的南北路和东西路都与城门相对应。罗城未现隋唐以前的遗迹初步判断唐代罗城始建于中唐或偏晚废于五代末。2扬州城内扬州教育学院在基建工程中还现了唐代的建筑遗迹、古河道、陶瓷器和建筑构件等。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5 期。1 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掘》《文物》1972 年第3 期。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o 年第1 期。第二节唐代的重要遗址重要现有唐代山西蒲州唐蒲津桥、陕西临潼华清宫汤池、南京九华山铜矿遗迹。
蒲津桥唐蒲津桥及铁牛文献多有记载是唐代东北6路进入关中的要塞是为当时交通命脉。自古以来对此桥几度寻觅未能现1989 年终于在山西蒲州古城黄河古道东岸找到并掘现了唐蒲津桥桥头遗址和气势磅礴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等遗物。铁牛、铁人、铁山、铁柱是用来结缆系舟固定浮桥的重要部件。铁牛共四尊编号为1—41 号牛在西北方位2 号牛在东北方位3 号牛在西南方位4 号牛在东南方位皆坐东向西伏卧状各铸于长方形宽2.3 米长3.5 米厚o.7 米的铁板之上。四尊铁牛的形态各异膘肥体实肌肉隆起圆目似怒竖耳倾听尾贴后股各向外。每牛下有四根大铁柱入地丈余。牛的重量约十五吨。每牛尾后有一根横铁轴各长2.33 米直径o.5 米是用来拴桥铁索用的。一号牛身长3.3 米身高1.5 米。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o.75 米周长1.o3 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1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掘总面积约6ooo 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 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 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 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 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 位于T2 的西南方据文献T1 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 和T1 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现为重要的收获。1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 处、古采场4 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现1o 个天井和28 个巷道口。调查中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1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1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 年第5 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 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 米南北宽652 米四墙的中部都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 年调查时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1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o 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o—4o 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o、宽3.78 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1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o 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o 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 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1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6 期。1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o 年第4 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 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o 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1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2。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昞之墓称兴宁陵位于陕西咸阳封土圆形前有石雕两排有天禄、石马、石狮。陵园已为耕地不能辨其形制3。此外河北省隆尧县还有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第三代祖光皇帝李天赐的启运陵。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 年第5 期。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 年第1 期。
3 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 年第3 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 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o 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o 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譔、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譔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譔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 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 米南北宽5.o5 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 米深1.75 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 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 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的在墓门外砌“翼墙”有的墓内也砌出放随葬品的平台。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及朝阳地区唐墓出土的随葬品除了陶瓷器外还有一些如人鸟身、人鱼身、双人头蛇身和其他怪兽。人物俑类在朝阳地区已知的均为彩绘泥俑有的墓还用家畜、家禽实物随葬。
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后进行了十几次考古掘其中包括了许多麹氏高昌和唐代的墓葬并出土大量的文物。
麹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主要流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的四壁微向外弧出墓顶平圆。埋葬方式多是在墓室内作放尸台台上铺苇席陈尸其上。随葬品以黑陶器为特点这种黑陶器的表面多带彩绘典型纹样是以红、自、绿三色绘出圆点、弦纹、莲瓣。墓中较多地出现砖墓志也有土坯、木板和砂石做成的。有的墓中还现绘有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
唐代的墓葬主要是贞观至大历年间即唐设西州时期的。与麹氏高昌时期相比墓葬的规模增大墓室四壁明显外弧。出现了双室墓、带甬道的墓和刀形墓有的墓道上凿天井。墓顶有圆形、纵券、横券和平顶。尸体仍采用筑台陈放的方式。死者口中常含钱币。随葬品中的黑陶器减少火候较低及未经烧制的器物增多。较多地出现武士、文吏、女侍、镇墓兽等俑类。墓内较普遍地出土绘伏羲、女娲形象的绢画。个别墓中还出有屏风绢画内容为舞乐、牧马、贵妇弈棋等。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丧葬习俗使墓葬中大量的文书和织物得以完好保存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墓葬出土遗物的重要特点。
文书大都是当时作为已废弃的物品用其纸张制作他物而出现于墓葬之中的如纸棺、俑类的服装、鞋袜等但却成为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麹氏高昌和唐代的文书达两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契约、籍帐、官府文书、私人信件、经籍写本、随葬衣物疏等。内容极为丰富广泛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1南方地区的隋唐墓长江中游地区现的墓葬较多为南方隋唐墓的中心区域。墓葬可分为长方形、梯形凸字形和中字形。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中字形墓的左、右、后常砌出小壁龛龛内置十二生肖俑。墓室正中有砖砌长方形棺床棺床与墓壁间设排水道。土坑墓以梯形和长方形为多有的墓带壁龛。长江中游地区的隋唐墓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隋代。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湖北武汉m29、武昌m17、湖南湘阴隋墓、长沙m275、浙江江山隋开皇十八年墓、江山隋大业三年墓、衢州m2o。
隋代以凸字形、长方形、梯形的砖构和土坑墓最为流行有的设耳室和小龛小型墓居多。
第二期唐高祖、太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赤峰山m3、m4、武昌m359、安6杨氏墓。
出现了较大型的墓葬。从这一时期开始砖室墓的墓壁砖上盛行模印花纹内容为叶脉纹、花草纹、小花纹、忍冬纹、钱币纹、网格纹。有的墓还在墓壁上镶嵌画像砖。
第三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四川万县冉仁才墓、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北陨县李徽墓、长沙黄土岭唐墓、长沙牛角塘唐墓。
出现了与北方两京地区相类似的方形砖室墓。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较丰富应与墓主人的地位有关。
第四期唐中宗至玄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丝茅冲唐墓、九江唐墓、武昌m27o、陨县李欣墓、武昌m285。
第五期唐肃宗至敬宗时期。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29o、武昌m342、武昌4o、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m528。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1 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 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o 件器物。1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2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o 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蛇身、人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31 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掘简报》《文物》1961 年第6 期。2 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 年第4 期。3 《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 年第11 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1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2.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1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 年第4 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现窑址23 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o 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现窑址28 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 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 年进行了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 年重要的是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 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 号似为工匠居室2 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 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 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 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 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 米宽2.6 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现了3o 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 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现唐代窑址22 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现窑址1o处已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 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o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6续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现。
197o 年何家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ooo 余件包括2oo 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 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 厘米腹径42.5 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 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2百6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 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6寸方合壹具重2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现还有：1957 年西安市玉祥门外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 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 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 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 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 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 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现银器6 件包括4 件银盘、1 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 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o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 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表在考古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2o6 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1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1 夏鼐：《新疆新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 年第1 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 年第7、8 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2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2o 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1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展变化自1911 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1911 年到1949 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1949 年到1966 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1966 年到1976 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 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o 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 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o 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1t;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1t;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等n婕澳谌菁ü悖 贾ぃ 交岬胤教ǘ唷s*1915 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展历程”1。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1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2。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1。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2。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1 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 年第8 期。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 年版。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 年版。
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3。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④。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1。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 年版。
④ 包敬第、王永兴等辑录：《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1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1。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掘出不少史料的新价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时期兵制的专著在第一章中对唐长孺的南北同源说提出质疑；在第二章中总述了西魏府兵制立国初期的军队编制和北魏没什么区别但是只就西魏来说“兵农各籍”还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论证了东魏也实行府兵制而北齐不是兵农合一；在第四章中论证了八丁兵和府兵制无关强调府兵编入民籍这件事是隋朝府兵的重大变革考证隋朝的强盛是因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的最高领导、直系官制、征差遣及折冲府数目等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对府兵制与西周东周、契丹和蒙古兵制进行比较并论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认为的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乃是一种错觉同时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与废除府兵有无关系的问题；在第九章中对府兵制作了总的评价。1岑仲勉曾对古代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时甚久获得两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前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一一摘录出来按系年先后和类别编排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与隋唐王朝的相互关系等。另外还附录论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译的两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学术成果如在《突厥各朝传略》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突厥的种族起源及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又如在《敕勒与铁勒、高车与回纥之别》一文中指出铁勒是通名高车、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铁勒的一部分而回纥对高车只是一时臣属高车不是回纥的祖先。2后者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资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国史书碑志中涉及西突厥的时间性资料除去《隋书》、《通典》及两《唐书》中的西突厥专传外都一一采录编附于适当的或相近的年份；补缺部分遇有疑难的地方便就所见附加考证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别作专文探讨例如在《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应以隋炀帝大业六、七年间的射匮可汗继位之时为标准而沙畹认为的东、西突厥之分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之时开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582 年摄图可汗之时完成则是不妥当的说法。1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突厥史学者的重视称誉他对中国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岑仲勉致力最勤、造诣最深、成绩最大的还是对隋唐史事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上。《元和姓纂四校记》是一部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唐史研究工具书1 岑仲勉：《唐史余沈》中华书局196o 年版。
1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2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 年版。
1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 年版。
是岑仲勉在四库馆臣、孙星衍、罗振玉对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已作了三次校订的基础上再作第四次校订而成的。全书近二百万字洋洋大观博采年谱碑志典籍征引各家考证进行刊误、拾遗、正本、辨误四个方面的深入细致的校订增补2为唐史及谱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文献。《隋书求是》是一部工具性质的资料著述。先对《隋书》85 卷中的各种错误按照顺序逐条进行校正考订的文字长则上千短则三五句。其次对《隋书》传中未见诸人以碑志为据撮录成七个人的事略。再次是把隋朝的三百四十四个州郡编列成表依时间先后填记刺史太守的姓名和任免兼有考订。最后是辑录隋朝石刻目录。3《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是一部考史之作“侧重在比事方面”即用有关的典籍文献、碑刻文字与《资治通鉴》的隋唐纪部分进行“比读”勘验以订正《通鉴》原文的讹误主要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生的时间上。如遇不能断定的问题则审慎地只记异同。④可以作为研读隋唐史的参考之用。唐人写作诗文都喜欢用行第相称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习惯可对后人来说却是很费思量的事往往会导致对诗文的误读误解。所以岑仲勉穷二十多年之心力从《全唐诗》、《全唐文》、两《唐书》、《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唐人文集、笔记以及敦煌文书、出土墓志中辑录出使用行第称呼的例子并对其行辈、官职、经历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求考索作成一部深受唐代文史研究者所欢迎的必备工具书——《唐人行第录》。1另外岑仲勉还有两部主要利用石刻资料考证唐史的学术专集——《金石论丛》和《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前者由《金石证史》《贞石证史》、《读贞石证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等二十一篇考证文章组成解决了唐史研究中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2后者包括正篇《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一种及附录《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三种对有关的唐代石刻文献及史籍文献所作的订误、补缺、考异、释疑多出了前人的研究创获甚丰。3岑仲勉在对隋唐文献的研究考证上“虽间或有琐碎繁杂的弊端可商之处亦不少”但是“国内外的史学评论都以先生（岑仲勉）著作材料的丰富以及考证的缜密而感到获益不浅”④。
吕思勉、向达、金毓黻等对隋唐史的研究吕思勉通读二十四史三遍具有非常深厚的史学修养所以很早就写了一部高水平的《白话本国史》1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写出另一部《中国通史》2。这两部书都设专门章节论述隋唐历史而且有些论点对史学界的影2 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商务印书馆1948 年版。
3 岑仲勉：《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 年版。
④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 年版。
1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华书局1962 年版。
2 岑仲勉：《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3 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陈达：《岑仲勉》《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 年第12 期。
1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3 年版。
2 吕思勉：《中国通史》开明书店上册194o 年版下册1945 年版。响很大如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前的全盛时有显著的不同于是把秦以前称为“上古”唐朝全盛时期以前称为“中古”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后来他又用十年精力写就《隋唐五代史》。此书上册为政治史叙述了隋朝兴亡分析了唐朝盛世的因果说明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同时对重要人物作了评述。下册叙述社会组织、等级、人民生计、实业、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以及学术、宗教等内容资料十分丰富。如有关各种制度的史料原来很分散经过一番搜集、排比和考订就具有了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书中除了分析促成隋唐时期高度展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外也注意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并能运用比较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对其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认为“贤主”像隋文帝、唐太宗等也是具有两面性的。3另外吕思勉还写下了大量的读史札记总汇为《吕思勉读史札记》以甲、乙、丙、丁、戊分次。丁帙《隋唐以下》含读《隋书》、两《唐书》等史籍的心得若干条戊帙《通代》也有论及隋唐史的。其中所论多有新见如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条中说：“盖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视原与鲜卑无异以中国而称臣于突厥则可耻矣鲜卑则何有焉！此正犹石敬瑭称臣于耶律德光沙陀之种原未必贵于契丹也。”④这里用人种族别来解释隋唐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唐高祖称臣于突厥的问题就是颇为新颖的见解。
向达对于唐代中外文化关系西南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文献典籍以及敦煌文书等方面都有研究其研究成果大致汇编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1。在这本学术论文集里除了少部分论著是关于佛教石刻及目录学的以外大部分是有关唐史的既有论述唐朝与西域地区的交通及文化关系的文章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也有研究当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章提出了很少为人注意的南诏史上与民族、文化及史料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关于唐代胡乐、佛曲和俗讲、变文等方面的文章则属于开创性研究。集子里的文章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独具创见至今仍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向达对唐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有很大贡献。《记现存的几个古本&1t;大唐西域记》2一文对各种版本的流传演变作了系统〉目际停 8 玫乩 谜獠抗偶 醋鲇泄匮芯刻峁┝艘谰荨！堵 樾ⅰ肥窃诙阅馅 纷髁艘幌盗醒芯恐 笳 矶 傻*3除对唐人樊绰记述当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南诏历史的《蛮书》本文作了精密的校勘注释外还附录了有关南诏的其他文献资料制成有关南诏的大事年表和三幅地图成为今天研究南诏史以至云南古代史地必备的参考书。
金毓黻著有《中国史学史》一书④其中有关唐代史学的专章论述以及另外表的关于唐朝修史制度和刘知幾《史通》的专篇论文1都是研究唐代史学的重要成果。而他在古代东北史地和唐朝东北少数民族及所建地方政权3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2 向达：《记现存的几个古本&1t;大唐西域记》载《文物》1962 年第1 期。3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④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