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 卷第8 期1942 年；《论&1t;史通之渊源及其流别》《制言半月刊》1939 年第54 期。*的研究上更负盛名。
渤海国是唐至五代时期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因史料贫乏难以展开研究。民国建立以后在东北地区现和掘出一批渤海国的遗物和遗址给了解渤海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料也使沉寂千年之久的渤海国史研究活跃起来。在中外学者取得廓清渤海国史迷雾的探索性成果时金毓黻推出了后来居上的重大成果——《渤海国志长编》2。“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出版对于渤海国族的研究可说已登峰造极所引我国书籍八十六种朝鲜书十三种日本书三十九种确是一部伟著只是体例上考证上还不免有可议之处而史料的搜辑上还不免有疏漏的地方”3。此后金毓黻对渤海国史的研究仍在继续并结合新出资料作进一步探讨学术价值显著提高为研究唐代民族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前代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将隋唐史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时期对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全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包括隋唐史在内的古代史展规律及重大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1。今天看来尽管其中有个别问题的论述还欠妥当但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至于那些正确的论断则对此后深入研究隋唐历史问题有着积极影响。
贺昌群的隋唐史研究早年主要集中在文化史和中外关系史上表论著十余篇。后来转向包括隋唐二代在内的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有专著两种。2他认为从汉武帝到唐玄宗的九百年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一条红线贯穿着是公田制即封建国有土地制占主导地位均田、屯田、占田、名田、限田等田制、田令的规定都建筑在这个基础上。这个时期的兵制、赋税也和封建国有土地制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上层建筑——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无论直接间接也都脱离不了国有土地制这个支配力量的影响。这段时期各朝代的历史展虽有差异但封建国有土地形式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两税法的施行逐渐改变或缩小了它的形态。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都不是唐朝才开始建立起来的而是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的一个长时期展和演变的过程。而三者的形成都以生产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为其枢纽。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土地所有制作理论分析和综合研究突破了以往诠释史料式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对隋唐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2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辽海丛书》本1931 年。
3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沿革地理的研究与成绩》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撰写于194o 年并在延安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第3 版。隋唐部分在修订本第三编第一、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最早撰成于1941 年在重庆出版；下册完成于1948 年第二年在香港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出版了修订本的新版。隋唐部分在新版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2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
汪篯毕生从事隋唐史的研究多有建树而《汪篯隋唐史论稿》就是他有关隋唐史的文稿和札记的结集。其中的《唐代实际耕地面积》一文征引大量的文献资料推定唐玄宗天宝时期全国的实际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1。这一说法比较接近历史实际已被史学界所采用。他的另一研究成果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把唐太宗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放在隋末唐初社会的大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评述并根据时事形势论述了贞观之治的由来2。史论结合得很好对唐初政治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唐长孺对唐史研究的贡献以军事制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新唐书·兵志》记载：“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彍骑彍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其议论条理不清史实也不相符。事实上彍骑在唐朝兵制演变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方镇的士兵来源于“健儿长住边军”。唐长孺解决了这个长期不清楚的问题3。他认为《新唐书·兵志》的“记载并不全部正确也多缺略”于是按照《新唐书·兵志》的顺序而援引其原文一是找出兵志的史料来源勘对其间的差异；二是根据原始的资料纠正兵志的错误。如《新唐书·兵志》记：武德“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他在《唐书兵志笺证》中先笺出《唐会要》的《京城诸军》条：武德“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废八年五月以突厥为患复置十二军”及《通典》的《将军总叙》条：武德“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然后指出《通典》的“纪年与《兵志》《会要》不合”。再引用《资治通鉴》武德六年二月所记“废参旗等十二军”武德八年四月所记“复置十二军”同时考辨说：“四月甲子朔无辛亥。五月甲午朔辛亥则十八日也。《通鉴》辛亥上脱五月二字与《会要》纪年相同。”则《通典》所记“七年”是错误的。又考证说：“五年正当刘黑闼起事山东大扰至六年正月始平安得谓天下已定。”由此可知《通典》所记“五年”也是错误的1。全书既笺注兵志的史源也辨证史料的错误还补其疏略从而以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成为阅读《新唐书·兵志》和研究唐朝军事制度必备的学术参考书。此外《山居存稿》汇集了多篇他有关隋唐史研究的精心之作2。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又因晚出可以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史料。所以这部专著既代表着个人对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也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书中有许多好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和府兵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因它们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地区将其原有的村社残余带到北方出现了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这对隋唐均田制、府兵制的研究极有学术参考价值。这部专著在写作上还有一显著特点就是以注文的形式征引丰富的资料作为叙事的依据而且引录敦1 汪■：《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2 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1 年版。
3 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 卷第1 期1948 年。1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证》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
2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版。
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特别多有不少注文与正文的篇幅几乎相当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引用的材料就多达一万余字1。另外全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叙述隋唐五代的文化思想及文学艺术这也是高出其他同类著作的地方。
《唐律疏议》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不仅是研究唐史必须稽考的文献而且国际上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还把它与《罗马法》相提并论从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研究课题。杨廷福研究唐史多年颇多创获所撰《唐律初探》2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史论结合地进行实事求是研究的一大成果。书中所论既有对旧问题的重新研究也有对新课题的独到探索。如历来认为《唐律疏议》是对高宗永徽四年修撰的《永徽律》的律疏可日本学者先是提出怀疑和否定的论断后又进一步考定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新颁行的《开元律》的律疏“此说曾轰动了国际的历史学界”而中国学者也颇“附和之”“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于是杨廷福在本书《〈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一章中先详细罗列日本学者的论据论点及考证经过尔后征引大量史料进行细密的考证对其作了一一驳正仍“考定其为《永徽律疏》”令人信服。另外对唐律反映的阶级关系和对法律产生于皇权、司法隶属于行政、法律与伦理结合、礼治与法治互为表里家族法并入法律体系、司法官责任制度等唐朝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入探讨上以及在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对唐朝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所作的阐述上都包含着新的见解。《唐律初探》是对唐律深入研究的结果为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谷霁光对古代史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事的探索也有对制度的考释主要反映在《史林漫拾》这部论文集中1。其中又以隋唐兵制的研究最为突出。他早年即撰有《唐折冲府考校补》一书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墓志等石刻资料校补前人考证折冲府之未备并附以总结性的“折冲府志略”受到好评。而《府兵制度考释》是以三十年的功夫研究北朝隋唐府兵制的重大成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府兵制的由来、演变、展及其衰落的历史。“这是一本好书不仅材料丰富而且分析细致深入处处有新义”2。如对府兵制的渊源问题、初期府兵的军备给养问题的看法要比陈寅恪的意见更全面。对唐朝府兵制演变的勾画也十分清晰太宗贞观十年以后进入全盛时期高宗、武则天以后趋于破坏到玄宗开元元年为第一阶段天宝八年前为第二阶段此后名存实亡达三十年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对进一步研究唐朝兵制是很有帮助的。对兵农合一、折冲府数目、折冲府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府兵制是不是唯一的兵制和府兵是不是唯一的禁军唐朝府兵制对宋朝兵制的影响等问题所作的探讨也都有明确而独到的见解。另外“书中对府兵制度提出了一些可供讨论的新问题”如军府上面冠以地名本来是很细小的问题可是从它的演变中却能窥见到那原是防守冲要的驻屯军队逐渐变成了随时能够调遣的常备军又进而构成为经常性的封建军事学校。这对进一步研究隋唐兵制既是新的启示也是新的问题。韩国磐的隋唐史研究范围很广1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2 杨廷福：《唐律初探·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1 谷霁光：《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2 何兹全：《读〈府兵制度考释〉书后》《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泛举凡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关系史、农民战争史、文化交流史、文学艺术史以及敦煌学都有涉及表的论著也很多。《隋唐五代史纲》、《隋唐五代史论集》即其数十年间研究隋唐五代史的主要成果1还有几部专论性的研究著作2。这些论著既有对一般史实的清晰叙述也有对重点问题的深入探讨资料丰富立论翔实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
史念海对隋唐历史地理研究的贡献隋唐历史地理是史念海进行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表了校理两《唐书》地理志的论著为阅读和利用唐代地理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之后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且多创见。如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展》一文中先指出关中地区在人口、军队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粮食的消费与日俱增但调运粮食又很艰难因而唐朝廷便大力兴修水利力求展农业生产同时又注意在西北边地屯田以解决军需由此缓和粮食的供应问题。随后指出黄河中下游在隋朝和唐朝中期以前担负着接济关中粮食的重要任务因此隋唐统治者很注意展这个地方的农业生产建造水利设施开凿运输通道使之日益富庶起来。于是到了天宝初年各道粮食的储备就大为增加从而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物质基础。1又如在《隋唐时期长江下游农业的展》一文中认为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的农业在前期虽有所展但仍比不上北方地区至天宝后从人口的增加和水利兴建的进步上显示出江南农业生产有了快展。2另外他撰文指出隋朝和唐朝前期的关中以东地区农业达经济富庶而陇右的半农半牧地区可以养马作为军用这样好的两大地区列置在都城长安的东西好似朝廷的左右臂所以能够获得强盛太平；安史之乱以后关中以东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的展则可替代它而朝廷的左臂尚在；陇右半农半牧地区的丧失却使得朝廷缺了条右臂自然会导致唐朝国力大大减弱3。这都是从隋唐历史地理的具体变化来论证问题辨析精审很有说服力。此外对唐代的社会及文化史念海也有所涉及④。
1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三联书店1979 年版；《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2 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隋炀帝》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1 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78 年版。
2 《河山集》。
3 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 年版。
④ 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开元天宝时期长安的文化》《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三节隋唐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唐太宗评价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1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2。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3。所谓太宗与刘文静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1。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创之功2。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3。
二、关于唐太宗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5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6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⑨。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1 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1984 年版。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3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1 年第2 期。
1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2 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 年第1 期；杨希义：《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4 期。3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④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5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6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⑦ 江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1965 年版。
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9 年版。
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1。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2。
武则天评价如果说对唐太宗的评价由于是在总体肯定前提下的一些小争论而显得像和风细雨那么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评价则因争论激烈而显得像暴风骤雨。归纳起来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说主要有三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三是毁誉参半。武则天在其身后的千余年间主要是受批判和责难的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才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她。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妇女们要求权利、争取解放的呼声很高故社会各界对武则天的评价也很高3。到了五十年代初开始有学者表专论性文章驳斥封建地主文人对武则天的种种诬蔑高度肯定武则天的作为1。六十年初郭沫若正面描写武则天的历史剧《武则天》上演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对武则天的讨论其中持肯定观点的居多数2。在七十年代前期武则天研究被套上了影射史学的框子不顾历史事实的任意吹捧完全丧失了学术意义。八十年代后从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的角度对武则天作肯定评价的观点仍然有如有的学者认为武则天在掌管军国大事的五十年间“不单没有使唐朝衰落而且有胆有识放手选才治国有方文武听命促使唐朝继续向前展”。“她为人正派德才兼备得到了各阶层的爱戴和尊敬。”“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伟大政治家。”3这几乎是全面赞誉。也有学者对武则天持否定态度甚至出现了全面贬抑的观点。如早先就有些学者说武则天是“暴主”并对旧史家称道武则天“能用人”等好评加以指斥④；“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5后来又有些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抨击提出的有关问题既尖锐又重要。如⑩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1 宋家钰《李渊、李世民与玄武门之变》《学习与研究》1982 年第1o 期。2 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历史研究》1982 年第6 期。3 振之：《我国女权运动者——武曌》《妇女杂志》第15 卷第12 期1929；邵冲霄：《伟大的革命政治家——武则天》《妇女月刊》第3 卷第1 期1943。
1 罗元贞：《武则天批判》1951 年9 月22 日《光明日报》。
2 《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1961 年3 月9 日《人民日报》。3 罗元贞：《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中国唐史学会会刊》1985 年总第3 期。④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5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认为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不是庶族地主而是士族中的新贵；武则天及其集团是唐初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武则天一生靠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夺取了政权；武则天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反动的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呈现了全面的倒退是历史的一次逆转。6又如认为“唐朝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比两汉、明、清都要推迟了三、五十年”与武则天的“倒行逆施”有关1。与前两种看法既有所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种看法即对武则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肯定她的历史功绩也否定她的消极行为在评价上显得较公允从而在史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史中杰出的女政治家但某些缺点也相当严重像推举酷吏、奖励告密、崇信佛教、劳民伤财任用庸儒武家而削弱国防力量等类问题便是2。有人认为武则天有两点做法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展趋势的应受到充分肯定“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展开辟了道路。”“可是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和太宗时还是不能相比的”遗留下一些突出问题3。还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有才能和政治野心的人”既注意选拔贤才使其管理国家大事也亲近一些奸佞小人任用酷吏制造冤狱但又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她掌权的半个世纪里李唐的皇权一度受到很大损害但李世民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未终止社会经济还是继续展的。”④其他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都有相同或近似的观点。
均田制问题均田制一直是隋唐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虽经长时期广泛的探讨争论并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分歧的意见。
先均田制的施行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土地制度在隋唐时期是实施了的。陈寅恪说隋、唐“俱有均田之制”1。谷霁光说：“唐代继北魏、北齐、北周和隋代之后施行均田制度。”2韩国磐说隋唐皇朝不仅颁布过均田令如《唐律疏议》就有详细的记述而且都作过具体的均田工作地方官也能对豪强占田作一定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关于户口和受田、退田的记载更可证明均田制推行过3。胡寄窗说：“隋帝国的均田制以北齐的制度为基础”“唐帝国接受了隋代的均田思想在建国后第七年（武德七年即公元六二四年）又颁布均田法令。”④胡如雷说：“唐太宗利用隋末农民战争打击6 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1 魏良弢：《论武则天》《新疆大学学报》1979 年第1、2 合期。
2 缪钺：《关于武则天评价的问题》1961 年5 月8 日《四川日报》。3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2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3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④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成果更有效地推行均田制。”5翁俊雄经过一番稽考后指出隋王朝不仅颁布过新均田令而且内容上还比较丰富6。另外贺昌群、吴枫、王仲荦等也持同样的观点1。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如邓广铭就认为唐初没有施行均田制均田制只是“纸上空文”。他说像唐人杜佑《通典》这样重要的典制之作竟未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应为均田制施行重点的潼关以东、黄河南北地区直到贞观六年还荒凉不堪关东地区也没有实施均田迹象；敦煌残卷所载各户之田也与均田制原则相违背。所以唐初宣布的所谓均田令只是把全国民户私有土地更换一下名称罢了2。又如傅筑夫认为隋朝只是承认一下北齐的均田令并没有颁布新令也没有认真推行。而唐朝的均田制度仅为有名无实的空文对豪强兼并土地未起什么阻止作用只可看作土地占有形式的一种变化3。还有一种略区别于此的看法认为即使在推行均田制的时期和地区大土地所有制仍占极大比重所以均田制从未照规定执行过④。其次关于均田制实施程度和推行范围的问题。虽然众多的史学家主张隋唐施行均田制但对其实施程度的高低和推行范围的大小却颇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均田法实行的程度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5。有的认为唐初在一定限度内以高低不等的程度在不同地区施行均田制6。有的认为隋朝的均田制在“长江以南地方未必正式实施”1。有的认为唐朝推行均田制的范围主要在畿内2。有的认为唐初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故在人口稀少而田地宽广的地方实施的程度就高3。有的认为唐初不仅在关中地区推行均田制就是在关中以外也有相当广泛的推行只是“江南地区似没有实行”④。有的认为均田制在唐朝的“关中、河东、陇右诸道”大力推行了而在江南地区“不过徒有其名”至于“岭南诸州”则“没有推行过均田制”5。有的认为“唐朝实行均田制的时间最长、地域最广”6。有的认为唐朝的均田制并不拘限关中、河西、河东、河南和淮南等地域内而且将它推广到山南、江南和剑南等道⑦。
第三关于均田制的性质问题。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较多分歧也较大其中主要的说法有四种：一是封建国有土地说。如李必忠认为封建国5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 年版。
6 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
1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让1988 年版。2 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 年第4 期。
3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o 年版。
④ 钱君晔：《论唐代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历史教学》1979 年第6 期。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6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1 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2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3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④ 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5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6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⑦ 霍俊江：《关于唐代均田区域问题的札记》《河北师院学报》1983 年第3 期。家把土地分给贵族、官吏和农民他们只有占有权所有权则属于封建国家因此均田制是国家土地所有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土地制度⑧。又如韩国磐认为在均田制下“不仅农民就是官吏对土地也没有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⑨。再如杨际平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无疑是一种国有的土地制度”1。二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说。如胡寄窗说：“即使在均田制大力推行的时候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仍然是当时最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2又如田泽滨认为唐朝前期均田制实际上是通过授田形式有秩序地肯定封建式的私有确保地主对土地的“安定的垄断”3。再如王仲荦认为“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残余性质的一种”“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④。三是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而又以私有为主说。如胡如雷说：“在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内桑田和永业田基本上是私有土地露田和口分田的国有性质过了私有性质”而土地私有制相对土地国有制来说是居于支配地位的5。又如唐耕耦认为均田制实行时期既存在国有土地又存在私有土地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私有制6。再如王永兴说：“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自武德初至大历末）全国土地大别两类：一为官田即国家所有土地亦可称之为国家土地所有制；二为私田其一为地主的土地亦可称之为大土地（因亩数多面积大）所有制其二为自耕农民的小块土地亦可称之为小土地所有制。..在土地所有制中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主要的。”⑦四是国家所有制说。如金宝祥认为隋唐时期的均田制乃是“以地主所有制为前提、小土地所有制为内容的国家所有制”1。
第四关于均田制破坏的问题。史学界对于把均田制破坏的时间定在唐朝中期是没有分歧意见的但对于破坏的原因却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一是因为封建国家掌握的官田荒地越来越少二是因为私人田产的存在三是因为土地自由买卖而使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厉害于是均田制便无可挽回地废弛了。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认为只讲土地兼并而不讲也是国家佃农依附关系减轻的过程没有将问题说透应当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为主要特征加以分析2。还有的认为官田荒地的减少只能影响“授田”数量的多少不会使均田法令根本弛坏而私人田产的存在和土地的买卖也不是唐朝特有的历史现象。所以“均田”法令弛坏的根本原因是唐初的统治者没有制定出能适应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土地政策3。
⑧ 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5 年第2 期。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1 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2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3 田泽滨：《唐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吉林师大学报》198o 年第1 期。④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5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 年版。
6 唐耕耦：《唐代均田制的性质》《历史论丛》第2 辑齐鲁书社1982 年版。⑦ 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 2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 年第3 期。3 郭庠林：《试论“均田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 年第3 期。士庶问题士族庶族早已成为研究隋唐史的一个重点问题涉及到隋唐史的众多方面诸如隋唐皇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地位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经济展、政治斗争、官私谱学、党派集团、科举制度、社会变革等所以在史学界受到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但分歧也较大。至今仍有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大体上可归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概念的内涵。通行的看法是把门阀势族看作士族而把寒门出身的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看作庶族。唐长孺、周一良等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认为由现代学者提出的唐代庶族与魏晋南北朝庶族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后者是相对于皇室而言的是士庶自称的说法两者不应混淆。
所以有人据此提出可以考虑不用庶族这一概念来表述唐代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阶级1。有的认为用士族和庶族概括唐朝地主阶级并不全面可以把唐朝地主阶级分为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和普通地主这样四个阶层2。有的认为可将他们分为地主阶级在朝派和在野派3。有的则反对用士族、庶族来划分唐代的地主阶级认为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扫荡所谓士族、庶族的记载虽仍见于史籍但已失去往日那种表现在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上的士、庶之别④。
第二个方面是隋唐士族、庶族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问题。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沉重打击到了唐朝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已衰落了对此史学界没有异议。但衰落到什么程度即对其势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之估计史学界存有不少歧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士族仍有较强的势力。如杨志玖说士族势力和门阀观念在隋唐时期都曾受到打击但没能解决直至五代才完全消除5。又如王仲荦说门阀士族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其政治经济势力比起魏晋南北朝的全盛局面来确实减小了但并不是说世家大族自此便一蹶不振所以对隋唐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还不能低估的”1。再如韩国磐说：“隋唐时的士族就是魏晋以来士族的继续他们仍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有着很大的经济势力。”2第二种意见认为士族已基本消亡或完全消亡。如吴枫说长期左右政局和统治人民的门阀士族“到七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3。又如何汝泉说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士族地主已经退出历史舞台④。第三种意见认为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权利在隋唐时期已经失去其残余势力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如吴宗国说：“隋政权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取消了士族地主世代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1 23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④ 张国刚、叶振华：《关于唐代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
5 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
1 王仲荦：《〈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2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
3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④ 何汝泉：《关于武则天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78 年第8 期。把山东士族从北魏以来特别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打击而失去的特权用法律形式予以废除。”5又如胡如雷说：“士族在唐初索取‘陪门财’既反映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反映出没落的一面。”6第四种意见认为士族、庶族已经合流。如乌廷玉对唐代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了六个方面的比较区别说：“唐朝根本没有南北朝那种士族地主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之人。”1又如张泽咸说唐代士族不再享有世袭特权并且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从而使士庶合流了2。
第三个方面是唐皇朝对士族、庶族的政策。唐朝前期的最高统治者通过官修氏族志来表明和体现他们对待士族、庶族的态度和政策学者们对此无异议但对这种做法的目的却有异议。关于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有的认为这是对山东旧士族的一种“压抑政策”3；有的认为这是有意树立以关陇贵族的主要家庭为轴心、当朝大臣为外围的新门阀④；有的认为这是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5；有的认为其目的在于严士、庶之辨既压抑了一部分旧士族又提拔了一部分新进士族为世家大族和当代勋贵服务6；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打击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门阀士族开了唐朝士、庶合流之滥觞⑦。关于武则天以唐高宗的名义下令改编《氏族志》为《姓氏录》有的认为这是为了打击关陇集团当权派的势力提拔“以文词为清流仕进”的“新兴统治阶级”⑧；有的认为这是“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世和打击李唐军事封建贵族集团的势力”⑨；有的认为这样做是提拔了庶族地主但在主观上武则天并没有扬庶族地主、抑士族地主的愿望1。
第四个方面是隋唐士庶与关陇集团、牛李党争。“关陇集团”的论断由陈寅恪提出认为隋唐皇室出自西魏宇文泰创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它是以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联合关陇地区汉族豪强地主组成的历北周、隋朝至唐初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2。此说对隋唐史学界的影响很大其中就产生了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是不是士族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关陇集团属于士族。韩国磐说隋文帝以“关陇集团的上层人物”身份建立了隋朝唐朝“是以关、陇士族集团为骨干的王朝”3。晏金铭说隋朝的统治是关陇士族集团成5 吴宗国：《唐代士族及其衰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6 胡如雷：《门阀士族兴衰的根本原因及士族在唐代的地位和作用》见《唐史论丛》第3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1 乌廷玉：《论唐朝士族与南北朝士族的差别》《历史教学》1987 年第4 期。2 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3 辑三秦出版社1989 年版。3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④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6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第9 辑。⑦ 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⑧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⑨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1 李必忠、陈贤华：《有关武则天评价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2 年第2 期。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3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员其政权是魏晋门阀士族统治的继续④。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从西魏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集团唐初掌握了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唐人已认定其为士族所以它应是唐代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5。王仲荦很同意唐人柳芳把魏晋至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分为五个地域性的大地主集团的说法其中就包括了“代北鲜卑姓（以武川镇为骨干的军事贵族）和关中郡姓两大地集团”。而由这两大集团“组成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则自应属于士族了6。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关陇集团并非士族。陈寅恪虽未明说关陇集团属于士族抑或庶族但他却说当时人对士、庶的认识是以“礼法门风”为分界不用“高官厚禄”来判断则关陇集团当乃新贵而非士族1。汪篯说：“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是以婚媾做标准的那时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传统’。关陇集团的贵门包括李唐皇室在内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关陇集团虽“自以为贵”却“并不算清”当非士族2。邓文宽说关陇集团是胡汉杂糅的“军事贵族”不是唐朝的“士族”3。还有人认为关陇集团是以军功、武装力量为基础而取得政权的新贵不具备经学、礼法、婚宦、门风等传统意义上的士族特征因而不能算作士族④。“牛李党争”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士、庶之间长期斗争的论断也是陈寅恪所提出的认为“牛李两党之树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牛党代表“新兴阶级”即庶族而李党代表“山东旧族”即士族5。此说一出在隋唐史学界引起长期争论有极力赞同的、如韩国磐、翦伯赞6；有激烈反对的如岑仲勉⑦。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在表面上是士、庶之争实质上则不过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⑧。又有一种意见认为牛李党争并非士、庶之间的斗争牛党既不代表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李党也不代表山东士族或门阀残余而是两个政治集团在如何对待藩镇势力方面形成的两种政见的斗争1。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牛僧孺、李德裕都是大派阀..这两个大派系没有严格的政治观点的差异没有阶层利益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不代表两个不同政见的政党只是两帮政客的派性斗争而已”。这自然与所谓士、庶之争联系不上了2。④ 晏金铭：《隋朝的门阀士族统治与社会阶级矛盾》《学术月刊》1981 年第2 期。5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6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1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2 洭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3 邓文宽：《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④ 阎守城、赵和平：《唐代士族、庶族问题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
6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 年版；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⑦ 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⑧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钟山书局1932 年版；《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1 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 年第6 期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2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农民战争史研究对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是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如一些通史和断代史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论述隋唐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还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此外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和普及性读物3。但到“文革”期间隋唐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步入了歧途。1978 年以后研究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并且向纵深展。对过去研究较少或没有涉足的课题也作了深入的或开创性的探讨并且在利用掘新史料和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1。同时也存在着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一、关于让步政策的问题。五十至六十年代初史学界在对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唐初社会展、贞观之治的关系所作的研究中主要流行的是让步政策论吴枫等就持这种观点2。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反攻倒算论的观点于是引起了争论3。至七十年代末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又引起更大的争论。倪正太仍坚持让步政策论认为“在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封建统治者迫于形势和压力不得不对农民退让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而隋末农民大起义也不例外地逼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所以“肯定这种政策的积极意义也就是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④。李斌城认为唐太宗确实推行了让步政策这在客观上既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展又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故出现了贞观“盛世”。但也应看到这一政策的阶级实质不应赞美它5。苏双碧不同意把唐初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说成是“反攻倒算”或“让步政策”认为其性质是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是展经济的有力措施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表现1。朱伯康认为唐朝经济展和繁荣最主要的是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重新形成的中国各民族大融合这两个历史条件2。赵文润认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直接的作用是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的腐朽势力间接的作用是促使唐初统治者实行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措施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展。他对“反攻倒算”的说3 漆侠：《隋末农民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赵俪生：《王仙芝和黄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宁可：《黄巢起义》中华书局1959 年版；万绳楠：《隋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61 年版；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1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 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 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2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3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④ 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1 期。5 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1 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展的原因》《历史教学》1979 年第8 期。2 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1 辑。法表示反对3。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1。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2；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3；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5；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6。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1。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2。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3 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1979 年第4 期。
④ 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1979年第1o 期。
1 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2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展》《历史研究》1959 年第4 期。3 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1961 年4 月12 日《光明日报》。④ 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 年第9 期。5 唐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1981 年第1 期。6 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1982 年第2 期。⑦ 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1 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2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 年版。
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3。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5。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6。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1。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2。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3。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3 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1953 年7 月11 日《光明日报》。④ 5《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1953 年9 月19 日《光明日报》。
6 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1953 年11 月1 日《光明日报》。⑦ 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1953 年11 月14 日《光明日报》。1 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o 年第1 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o 年第2 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 年版。
2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9 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3 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59 年第1 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196o 年第9 期。
④ 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1959 年9 月17 日《光明日报》。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1。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2。
1 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1984 年第1 期。
2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o 年版。
第四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1899 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3。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1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1。
3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
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 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19o9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1913 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1924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1 卷、《瓜沙曹氏年表》1 卷、《补唐书张义潮传》1 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1911 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1925 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1并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193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卖地契、贷丝契、雇人力契、雇牲畜契、借麦种牒等种类从许多方面反映出唐朝的社会关系。《贞观氏族志》仅残存六十余郡、二百余姓及后记但对研究唐初士族、庶族问题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1954 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196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1 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19o9 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1925 年后报刊上又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1959 年至1975 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 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1。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2。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3。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 年版。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3 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 卷第1o 期1943。④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o 卷第3 期1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版。
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1；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2。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3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④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5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6。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1。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2。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表在《文物》1973 年第1o 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1975 年第1o 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1。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1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 年第12 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 年第6 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 年第4 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1 期。
2 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
3 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④ 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 年版。
5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 年版。
6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⑦ 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 年第3 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1964年第8 期。
1 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11 期。2 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1953）。1 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文物》1973 年第5 期；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 年第7 期。
期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过去主要局限在几个狭窄领域内的研究被很大地突破了范围扩大到职官制度、公私诉讼、门阀氏族、人口、马政、粮仓制度、馆驿制度、烽燧制度、西域政局变化、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对西部边地的管辖、农民反抗斗争、古籍残卷年代考订、文字校释、版本流传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而且不只在面上有突破原有领域的研究也有质的飞跃出版了多种专著及论文集。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唐耕耦、6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等。较为重要的个人论文专集有唐长孺《山居存稿》、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2。专业性论文合集有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沙知、孔祥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国敦煌学会编辑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等。还有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散见于报刊上。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蕃文、回鹘文等文书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王尧、陈践对吐蕃文文书的整理很有成绩1又如耿世民、黄盛璋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也有收获2这对进一步研究唐代民族史及唐史的其他问题都有裨益。
2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1 王尧、陈践：《敦煌木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o 年版；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版。
2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 年第4 期；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198o 年；黄盛璋：《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 年第3 期。
第四章本卷编写旨趣本卷是《中国通史》第六卷即隋唐史卷。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展。经济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遇到了转折点。盛极而衰这在以前的皇朝都曾经有过类似的遭遇。当然其间的因素和过程也还不尽相同。就唐代来说安史之乱的前后迥然而异。安史之乱虽告平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内而藩镇跋扈外而强邻侵略再加上朝臣朋党将帅离心几乎成了遍地荆棘步履维艰。从安史之乱开始就是皇帝也难于安居玄宗和僖宗先后避难到过成都代宗避难到过陕州德宗避难到过梁州狼狈匆促仿佛不可终日。当然还不免生过农民起义。黄巢虽然没有取代了唐帝李家皇朝的日月也是屈指可数了。唐代的倾覆也和以前所有的皇朝一样是难于避免的规律却自有其前因后果不能一概而论。
安史之乱的爆是唐代由强盛转向衰弱的标志因此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安史之乱作为唐朝前、后期的分期线。主张唐史三段论的学者也并没有改变安史之乱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就在唐走向衰弱过程中也促使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说全国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的下游这时南移到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这对唐朝的盛衰有很大的影响对以后的历史演变影响更为巨大不能漠然视之。这种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远在唐代以前就不断在展之中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所受的摧残至为惨酷促成*人口的大量南迁其后藩镇割据征无厌竟使中原经济难于稍有恢复更说不上重心所在如旧复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经济本来远不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相比较由于在不断展中相差已非过多安史乱时人口突然增多展就更显得迅因而就凌驾于黄河中下游之上了。对于当时皇朝的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漕粮的供给。隋唐皆都于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虽以富庶见称但皇朝所需的粮食还是须由关东漕运而来。运输漕粮的地方隋及唐代前期就没有指望过江淮之间及其以南的地方。安史之乱中原遭到破坏乱后也无从恢复皇朝所需的漕粮就不能不仰给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再廓而大之就是东南八道。这是说由江淮之间一直伸到南岭的北麓了。由东南八道运输漕粮达到长安主要依靠一条汴河唐代后期皇朝为了和跋扈藩镇争夺汴河的控制权曾经费了偌大的心力。
自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皇朝所致力的是如何解决都城所在的粮食问题不能足食就难以足兵。在那个时期要想足兵还须豢养马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军队的装备问题有兵源而无马匹也是无济于事的。隋及唐代前期养马是一项要政。陇右道就是最为适合的养马地区。唐代前期兵力所向无敌就是不仅有兵源还有最好的马匹。安史乱时吐蕃乘机东侵夺去了陇右道这不仅使长安受到威胁养马之地也随着完全失去。皇朝自己没有兵力就不能不受地方势力的摆布了。
应该说经济重心的南移还不仅是漕粮运输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是能够影响上层建筑的。因而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文化方面更为明显。随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达文化也就随着昌盛这在唐代后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唐代唐代以后一直没有改变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隋唐时期的这些历史特点都应在本卷的论述之列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虽缺欠雄健的史笔但也要尽其所能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乙编综述第一章年代与历法第一节历史年代公元581 年总揽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迫使周静帝宇文阐（即宇文衍）
让位建立隋朝年号开皇。开皇九年（589）隋灭陈结束了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
武德元年（61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在长安逼隋代王杨侑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称唐年号武德。天祐元年（9o4）朱全忠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不久朱全忠杀昭宗另立昭宗子李祚（即李柷）为帝是为哀帝。开平元年（9o7）朱全忠废哀帝自立为帝另建梁朝遂开始了五代的历史。
隋自公元581 年建立到618 年灭亡历时凡三十七年。唐自公元618年取代隋朝到9o7 年灭亡历时凡二百八十九年。
第二节历法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今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1。他写《历书》1o 卷所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o.2 秒就71 年8 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 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o 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 年11 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 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oo 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度最快到远地点时度最慢。由于运行的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 天19 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 天6 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 天12 小时44 分o3 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
刘焯的各种成就使《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虽因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1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1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改正这些缺点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公布实行。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朝廷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志》都是他撰写的。2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661—66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66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19 年7 闰月为一章）、蔀（四章为一蔀）、纪（二十蔀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134o 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
大衍历《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1 《旧唐书》卷七九《傅仁均传》。
2 《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1。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几个观测点利用他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上蔡（今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1 里8o 步（相当于今制129.22 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111.2 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在世界上他最早用科学方法测量子午线。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四十五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纂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1。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昙罗的反对。瞿昙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1o4—前1o1）至麟德（664—66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2。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1 《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1 《新唐书》卷二七下《历志》三下。
2 《新唐书》卷二七上《历志》三上。
第二章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变迁隋唐两代幅员广大皆为前世所少有。这样广大的版图当时的自然环境如何？隋唐两代如何能够在这里建立它们的皇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论殆以自然环境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观今就可以知古无容再琐琐道及。殊不知自然环境也时时在变化之中参以人为的力量当更加这样的变化。隋唐两代固与其前后各时期不同就是在其统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后亦多未能一致。这虽然没有政治权力变化那样明显易见却是不能稍加忽视的。现在全国农业最为达的地区推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宝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粮却主要来自太行山以东和黄河下游各地这就不能用现代的现象作解释了。因此对于隋唐时期全国的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加以说明对于研治这一时期的史事也许还不至于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一节长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网的形成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都城建在长安自有其关于对内对外的策略处而地理的因素实居于主要的地位。如何利用当地的河流水道使其有助于都城形势和促进都城的繁荣实为当时不可或缺的要务。这里仅就长安周围的水道略事论述。
长安城内外诸引水渠道长安城外的八水远在汉代即已有名于当世1。这是指泾渭潏涝丰鄗灞浐而言的。泾水源于六盘山（今宁夏南部）东麓东南流至长安城东北入于渭水。渭水源于鸟鼠山（今甘肃渭源）下东流经长安城北合泾水东流入于黄河。其余六水皆出于秦岭。涝水和丰水皆流经长安城西北入渭水。潏、鄗两水皆流经长安城南再折而经长安城西入于渭水。灞、浐两水皆流经长安城东浐水流入灞水灞水再流入渭水。隋唐时期鄗水下流虽已堵塞其上源却以交水相称注入丰水不复独流入渭2。这八条河流分别流经长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形势。这样的形势为隋唐时期前后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过。隋唐时期正是善于利用这样特有的自然环境使长安城更为繁荣和壮丽。
隋皇朝始建基业先就考虑到都城的问题废弃了已有将近八百年建城历史的汉长安城迁都于旧城东南的龙原下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汉代故城中的水已经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浐水。引水的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渠1。永安渠亦称交渠2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侧的安化门西永安渠更在其西两渠之间只隔一个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于渭水。清明渠则由外郭城流经皇城再入宫城潴为西海、南海和北海3。龙渠引用的是城东的浐水因此也称浐水渠。这条渠道由外郭城东面北侧的通化门南流入城中再经皇城流入宫城潴为东海。另有一支绕外郭城东北角外流入禁苑。④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开凿的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并非为了供应城内的用水而是作为运输关东的粮食的渠道一直向东通到潼关和渭水相汇合。这条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长安城西如何通过长安城再向东流自来没有详细的记载。核实来说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门中间的金光门入城经过西市曲折流经皇城之东再流经大明宫含元殿之北绝浐、灞1 司马长卿：《上林赋》《文选》卷八。
2 《水经·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是鄗池为鄗水源头。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断流。鄗池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为鄗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当就是鄗水的上源。
1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2 《唐会要》卷**《疏凿利人》。
3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九《唐京城》三。
两水向东流去5。广通渠在唐时称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时候就堵塞不通还需要不断疏凿。唐玄宗天宝二年（714）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6。这次引水实际是疏导广通渠的故道说者不明究竟以为引渭水入长安是不可能的韩朝宗所引的应该是潏水不是渭水⑦。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长安周围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么隋时广通渠是怎样开凿成功的？韩朝宗之后接着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于禁苑以漕薪炭1。景风门和延喜门是皇城东面的两门这是说漕渠是由皇城之东向北流去。其实黎幹所开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门外与广通渠会合。现在这条漕渠仍然存在是由当时的金光门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当时由金光门流到长安城这一段据说也是黎幹开凿的渠道开成后唐代宗也曾亲自前来观看可见是一宗大事。这条水渠在长安城内所流经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旧有的渠道。怎么能为运输木炭而动这样的大工？可能是原来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显名。这条广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还曾彻底修过一次由渭水旁的兴成堰修起直到潼关的永丰仓。这样的疏浚完全是为了漕运2漕道当然还是穿过长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谓三辅渠3、郑白渠《和刘公渠④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展。唐初在修治成国渠时并加引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复六门堰5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城附近也还有贺兰渠和清渠。贺兰渠也称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6清渠自鄠县（今为户县）引用丰水由长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1。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曾以引浐水入城的龙渠水的十分之九用于灌溉2。龙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3。这些渠道修凿成功就使环绕长安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一个相当广大的水利网。这个水利网是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加密不仅保证长安城中的用水供给也使关中农田得到灌溉。变干旱地区为水乡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重要性。
这些水道的分布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环绕长安的八水其流量5 黄盛璋：《西安城市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6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⑦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1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2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
④ 《旧唐书》卷九五《宣惠太子业传》卷一一八《王缙传》。
5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6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引李石记。
1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引《括地志》。
2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西安府》。3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
都比较洪大水流也比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宗时黎幹曾引潏水入城。开凿漕渠是为了把南山的木炭运输到长安城里。这是说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长安城里。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无怪乎连唐代宗也都要亲自观看。建国之后还曾在长安县西温国堡潏水河床中掘出一只沉船更是真确的物证。应该指出在黎幹开凿这条漕渠之前已经有一条清明渠引潏水入城。虽然有了这两条渠道并没有使潏水为之断流。不仅潏水如此就是丰水也是一样的。就在温国堡掘出沉船的前后丰水河床中也有沉船掘出来。可见能行船的不仅是一条潏水。
环绕长安的八水中泾渭两水之外都是出自长安的南山。源于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当时南山的森林相当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当大的流量所以当时能充分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还可普遍进行灌溉使长安城内外具有特异的景色。现在潏水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水利网呢？
广通渠的开凿和漕粮的运输广通渠和引入长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来从事运输关东的漕粮的。广通渠在唐时一般称为漕渠。这条渠道的开凿和湮塞关系到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因而再作论述。
广通渠是隋初开凿的。开凿之初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④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阂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虽然如此隋文帝还是特意开凿了这条渠道。这不仅泽及当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遗惠。唐朝虽也受到遗惠却并未完全解决漕运的困难。因为唐朝重视不够漕渠就不免时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粮运输仍旧仰仗于渭水甚而还要6运长安城中缺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浸假还演变成为危机。唐德宗贞元（785—8o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运来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中竟难以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6运的办法6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1。再后到文宗太和初年由于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进。在兴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赖6运由于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1。隋文帝颁布如上的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唐德宗贞元元年为一百九十一年由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为四十二年。两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焦虑经过渭水运输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1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1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第二节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黄河下游的河道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2。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1。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2就是当时的臣下也多以此为言张守圭说：“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2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