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3。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1。官军从天而降迅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3 《旧唐书》卷一七o《裴度传》。

1 《资治通鉴》卷二四o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晚好神仙宠任宦官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o）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节一生为官政绩斐然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66）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6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1。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2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3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oo）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1 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1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2 3《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通典》的编纂《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1。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66）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o1）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1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1 《通典》卷七《食货论》。

1 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所说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3。《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1。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1；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2。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3。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3 梁启：《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1 《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1 3《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2 《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1。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6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2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3。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④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5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6；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1。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④ 《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1 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2 见《全三国文》卷二o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6机《五等论》。3 《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④ 《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5 《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6 《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1 《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2 《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o6）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第三十八章韩愈柳宗元第一节韩愈1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6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1。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o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o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2。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o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o6）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11）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当宪宗妄图1 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1 《新唐书》卷二o三《欧阳詹传》。

2 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1）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o、《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1）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6员外书》曾向6■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6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文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这样的思想内容与安史之乱前后元结、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脉相承。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诗端有云：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6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o1）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o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o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1 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o、《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6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6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等。《牛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第三十九章白居易第一节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迁居下邽（今属陕西渭南）。父亲季庚历任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观光上国袖文一编投谒著作郎顾况。况为人倨傲对后进少所许可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其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贞元十六年（8oo）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八年（8o2）又应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o6）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其年四月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厓县尉。

居易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o7）召为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1o）居易任满改官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旋丁母忧而归下邽。

元和八年（813）再度入朝为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急请捕贼”权臣嫌其越职言事且诬其作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o）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但这时天子荒纵执政亦非其人。居易上书言事天子终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长庆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后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唐才子传》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莫。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846）卒年七十五。新旧《唐书》并有传。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1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白氏长庆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思想气质与其诗作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但他也与许多同代作者一样曾经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取舍自有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学者出处进退类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亦颇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有所剖析：“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都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

因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负不得实现故居易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故其身居谏官之日启奏之外亦不废诗。

居易之被贬斥主要因为越职言事但也因为写了讽谕之诗。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但居易虽以诗得罪亦以诗得名。《与元九书》又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时俗所重”之诗并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曰讽谕二曰闲适三曰感伤四曰杂律。从上面这些话看来他自己最得意的诗一是讽谕二是闲适。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两重志趣。

居易的讽谕诗主要写于入仕的前期。《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谓之讽谕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这类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指摘时弊为民请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又如《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6罗八珍。果剥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这两诗中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世之际这是十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自有诗人以来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如此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此广泛地关切民间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过。

与白居易同时写作“新乐府”的诗人还有元稹。在元、白两人影响之下又涌现了一些后进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云：“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6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6。皮日休对于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七爱诗》）日休生当唐末朝廷政治更加**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无出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诗）。诗人对于现实之不满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时。日休此时特爱居易的乐府诸诗是不难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影响也是不小的。其中最为世称者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秦音近正声”居易自己对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也是颇自称道的。

《长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属于“感伤”一类但非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端二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论者因而以为居易此诗开宗明义即在讽刺玄宗寓有“女**国”之诫。其实不然。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未必尽得其实但诗人对于玄宗处境之同情却是相当深切的。

居易对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对于杨贵妃也无贬意。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军不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样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当然历来描写玄宗杨贵妃事迹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样的情深之语是与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完全一致的。

从杜甫到白居易对于玄宗、杨贵妃的悲剧如此寄以深情不是无缘无故并非诗人“重色”而忽视了“倾国”乃是诗人抛弃了“女**国”的传统偏见而抒了真情实感。居易此诗之同情杨妃亦如此后欧阳修之同情昭君“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妃亦是“玉颜”之“为身累”者。

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诗写于迁谪九江之时其中自有迁客身世之悲骚人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胜浩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唐宋诗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琵琶行》抒写的虽有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妇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直令读者同声一哭。

在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但《琵琶歌》虽亦“谪官得闲”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浅”；《泰娘歌》虽“以遗妾比逐臣”与《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

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又《叙洛诗》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从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这类作品为世传诵者也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这类作品中可以概见。

第三节文名为诗名所掩白居易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名为诗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诗有讽谕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其直言极谏之文《论制科人状》可以为例其中有云：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遂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观感不为耸动之辞不过高之论指事造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徵、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居易此文有所继承；质朴温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书札和记叙。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此文称司马之职乃“吏隐”之最佳位置。无功无罪无责无忧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当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与此文同类的文章还有一篇《草堂记》。其中有云：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乐天身为迁客随遇而安出处行止得之自然。这样的作品颇有个性特点。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见于书札者亦颇见个性特征。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传诵。其《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如云：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鄠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闲适而不返者乃是积愤太深、决心不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有云：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为之。

第四十章裴度第一节早年的政治生涯裴度（76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

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1 本章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o韩愈《平淮西碑》。第二节“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

淮西的形势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形成藩镇割据局势到宪宗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宪宗即位后先后派兵讨平了占据成都进行叛乱的刘辟平定了在镇江一带叛乱的李琦并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宪宗立志削平藩镇而平定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则是削藩成败的关键之战。彰义节度使领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三州原任节度使为吴少阳。元和九年（814）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密不丧未经奏报朝廷便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出抄掠。翌年宪宗削去元济官爵并调集大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得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

淮西的平定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唐元和七年（812）他以知制诰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抚河北魏博镇田兴（弘正）势力使之归顺朝廷得到了宪宗的嘉奖拜中书舍人。元和十年（815）五月因讨吴诸军久未有功他又以中丞的身份受命赴蔡州行营宣慰了解军情。回朝后他向宪宗详细地述说了淮西之现状并推荐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兵说他“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后非常高兴。李光颜统兵后不久便大破吴军于陈州溵水县西南之时曲。消息传来宪宗更是赞叹裴度的知人善用。

在平定淮西问题上裴度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朝廷中罢兵、阻兵的势力很强。而藩镇割据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抗拒。元和十年三月吴元济因连遭败绩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王、李两人表面上支持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支持吴元济派人焚烧各路军储阴谋缓解蔡兵。这年五月他们又派人刺杀坚决主张讨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伤坠入沟中幸免于难。事之后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恒、郓二镇。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为己任。伤好之后与宪宗计议。裴度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益。宪宗也允许了。而此前宰相是不敢在家中召见宾客的。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自萧陂进至文城栅遇伏而败仅以身免。这次败仗给京城上下的震动很大。于是朝臣多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想借此劝阻宪宗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他说：“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惟须要害处置。策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罢兵这样裴度平淮之计得以推行。

从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顽寇相持不下。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他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兵自重而无尺寸之功。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韩弘乐于自擅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自重不愿淮西平。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宪宗也感到局面困难。宰相李逢吉、王涯等又向宪宗述劳师敝赋的利害意欲罢兵。只有裴度无言。宪宗征询他的意见他表示：“臣请身自督战。”第二天延英殿议政后宪宗将裴度单独留下对他说：“卿必能为朕行乎？”裴度流着泪说：“臣誓不与此贼偕全。”接着裴度分析了淮西的形势认为：吴元济昨天送来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因诸将心不齐不协力同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未能逼迫吴元济投降。“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当此削藩成败的关键时刻宪宗再一次倚重裴度委以重任并言听计从以之不疑对于讨淮西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受命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淮西。临行前裴度誓师“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亲至通化门送行并赐以犀带行元帅事。

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抚诸军宣达圣旨士气倍增。当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创则凌挫百端”。裴度又罢中使监军归兵权于将帅颇得军心。由于裴度军法严肃号令划一因此捷报连传。裴度派使者入蔡州劝降吴元济拒降。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破悬瓠城擒吴元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载“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这样申州、光州也随之平定。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战事终告结束。

裴度平定淮西回朝后宪宗为嘉奖他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又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纪念。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淮西的平定极大地震慑了山东、河北诸藩镇。

裴度在宪宗朝为相直言极谏抑制宦官中使于政维护宰相、朝臣的政治权力挥三省的作用。他执性不回特别是对宦官于攻的指斥使宪宗感到不悦。元和十四年（819）迁裴度为河东节度使。

第三节避祸东都以诗酒自娱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开成三年（838）冬因病乞还东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后册赠太傅。裴度有子五人。长子裴识以荫授上柱国袭晋国公宣宗时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其他四子也都声名显赫多有作为时“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裴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又能奋命决策横身讨逆成为中兴宗臣。史家对裴度的功德多加以肯定。《旧唐书·裴度传》说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并赞他“以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新唐书》本传也称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

第四十一章贾耽李吉甫第一节贾耽官至宰辅潜心研究地理贾耽（73o—8o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先祖后魏时居长乐（今河南安阳东）。七世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祖父贾知义曾任沁源（今属山西）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亲贾炎之赐尚书左仆射2。

贾耽从小就喜欢读地理书籍喜爱骑马射猎。步入中年以后十分重视地理研究工作。“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天宝十载（751）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明经登第。乾元中（约759 年）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以后续任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汾州刺史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政绩茂异又被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掌管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大历十四年（779）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朝仪大夫、山南西道（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节度使封广川男。当时守臣梁崇义恃汉水岘山之险反叛唐朝贾耽奉命带兵东讨降均州屯谷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建中三年（782）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今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节度使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等。贞元二年（786）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贞元九年（793）入觐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七年（8o1）封魏国公。永贞元年（8o5）唐顺宗李诵即位贾耽任检校司空、左仆射。十月一日卒于长安享年七十六岁赠太傅谥曰元靖。

贾耽一生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事务繁忙政绩茂异。与此同时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地理考察地理。“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了较丰富的地理著作绘制了多卷地图。地图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海内华夷图》一轴《地图》1o 卷1。书有：《皇华四达记》1o 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 卷《吐蕃黄河录》4 卷《贞元十道录》4 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o 卷《唐七圣历》1 卷2。贾耽研究并绘制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像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那样用米堆积立体地理模型供军事行动之用像西汉萧何那样搜集秦国地图帮助刘邦夺天下。他羡慕前哲绘制地图要为唐朝的政治、军事服务。贾耽年轻时正值“安史之乱”政治不稳定人民赋税很重生活困难国力衰弱没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边疆安全河西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被吐蕃所占。对此贾耽深为忧虑为了收复失地他根据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的原理以及1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2 郑余庆：《左仆射贾耽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

1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史部·地理类》。

2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五行类》。

自己采访的材料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图的范围主要是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地区。图中绘有交通路线、军事要塞、行政区、关隘、山川等很有实用价值。此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边患且可用于军事行动体现了贾耽可贵的爱国心。

《海内华夷图》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海内华夷图》上。绘此图的目的是力图要把唐代统一强大的面貌表现出来因而图幅很大“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为了绘制此图他花了三十多年时间阅读文献调查采访认真选取资料。贞元十七年（8o1）图成献给朝廷。此图今已佚但据贾耽写的献图表文及有关记载尚可得知此图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幅大型地图其地理范围除唐朝所辖行政区外还有四邻一些国家可以说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比例尺为一寸折百里相当于1∶18o 万。图的面积约1o 平方丈比裴秀的方丈图大得多。图的内容包括唐朝疆域沿革、行政区划、古今郡县、山川名称、方位、交通道路等。这既是一幅历史地图又是当时的形势图。无论体例、内容都较古图充实反映了贾耽具有丰富知识和高的制图水平。

第二、在制图技术上创墨朱殊文制图法。此图不仅采用了计里画方的先进方法而且创“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的历史地图绘制方法。即用两种不同的色彩填写地名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红色。贾耽的这种方法影响久远为后来的历史地图学家所遵循。如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形势图》都采用这种方法。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o 卷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实际上是地志。“中国以《禹贡》为外夷以《班史》（即班固《汉书·地理志》）源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西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可见他对历代地理沿革边防及城镇都会的变迁、各地人口增减的考订大大过前人。对当时政治地理、物产、经济状况的叙述也比较完备。此书已初具方志规模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贞元十道录》4 卷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缩写本。此书已佚清人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中有辑本。敦煌有现《贞元十道录》写本残页。所谓十道指唐贞观元年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元年间十道已不存在贾耽之所以仍用十道是表示他渴望收复失地国家统一。书的第一卷叙述州郡变化、道的划分与作用、四方贡赋之名产、疆域盈缩、镇戍险要的设置、河流变迁、边徼概况等。又以节度、观察、防御、经略诸使附于卷末。其余三卷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部（指长安）的道里数目四邻地界等。每卷有图与文字相对应开卷尽在披图朗然。在《贞元十道录》中贾耽还提出了“若护单于并马邑而北理榆林关外宜隶河东；乐安自乾元后河流改道宜隶河南。合州七郡北与陇坻南与庸、蜀回远不相应宜于武都建府以恢边备”1等十二条订正意见。由此可见缩本的地理内容也非常丰富。两《唐书》的《地理志》从中引用了许多关于边州及四夷的材料。说明贾耽在边疆和域外地理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过了前人。

《皇华四达记》《皇华四达记》十卷原书已佚。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此书的大概内容。如记载唐朝“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交通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2在谈交通路线时也谈到边疆和域外若干城镇的地理位置、自然面貌等地理内容。如“广州通海夷道”不仅记载了这条交通路线上的航程和航行日数同时也记载了这条交通线上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民情风俗等。比如马六甲海峡写道：“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加里曼丹）南中洲之最大者”。关于这条航线上设置的灯塔它写道：“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位于今伊朗波斯湾沿岸）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1这种“夜置炬其上”的“华表”是指引船舶夜航的标记即今天的灯塔。唐朝在广州港口也修筑了十数丈的高塔入夜在塔上置灯火又叫光灯。因此“广州通海夷道”是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皇华四达记》则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贞元十四年（798）贾耽完成了以黄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黄河录》1o 卷这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6 卷和《吐蕃黄河录》或称《河西戎之录》4 卷。此书图文并茂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尾源流”。惜其书和图均已失传现已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

可见贾耽不仅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重要的地理学家。他在地图学、地理学、方志学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

1 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权载之文集》。

2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1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第二节李吉甫善读书的宰相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栖筠曾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常州刺史、浙西观察使等职喜欢读书“为文劲迅有体要”1。这种家庭环境对其子（李吉甫）、孙（李德裕）都有影响。李吉甫从小好学能写文章。二十岁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后迁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6贽为相时怀疑李吉甫结党让他去明州（今浙江宁波）为长史。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郴州（今湖南郴县）刺史、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

元和元年（8o6）宪宗即位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变宪宗主张讨伐李吉甫“密赞其谋”献计献策宪宗予以采纳。元和二年（8o7）李吉甫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海节度使李锜拒不执行朝廷命令李吉甫多次给宪宗出谋划策讨伐李锜也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由于李吉甫为政有功受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

元和三年（8o8）九月李吉甫辞宰相职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在任三年于高邮县修筑了平津堰。元和六年（811）正月李吉甫复为宰相授金紫光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建议省并州县裁减冗员宪宗采纳。结果精减冗官八百员吏一千四百员。元和九年（814）冬李吉甫暴病死终年五十七岁。其论著有《六代略》3o 卷《元和郡县图志》154 卷《国计簿》1o 卷《百司举要》1 卷。此外还有《十道图》1o 卷；《删水经》1o 卷《古今地名》3 卷。今仅存《元和郡县图志》残本缺19、2o、23、24、35、36 六卷卷18 也不全有的缺个别县。如卷1 京兆府缺昭应县；卷9 蔡州缺汝南县；卷33 绵州缺罗江县等2。其余著作全都失传。

《元和郡县图志》的学术价值《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作了补充。全书起京兆府末尽陇右道共四十七镇。每镇篇有图故称《元和郡国图》或《元和郡县图志》。南宋时图已亡佚故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勤奋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史地人称“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第一人矣”3。他认识到地理对于治1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1 此书名称有多种《旧唐书·李吉甫传》作《元和郡国图》李吉甫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元和郡县图志》南宋称《元和郡县志》1983 年中华书局校点本称《元和郡县图志》。卷数也不一《旧唐书·李吉甫传》作54 卷《旧唐书·宪宗纪》作3o 卷《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42 卷《直斋书录解题》作4o 卷。

2 王文楚、邹逸麟：《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理》创刊号1981 年。3 孙星衍：《〈元和郡县图志*理国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兴衰安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皇权李吉甫一改过去地理学家厚古薄今传疑失实莫切根要的毛病而以厚今薄古实事求是讲求实用的原则来编著《元和郡县图志》。全书以四十七个方镇为纲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

《元和郡县图志》虽然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五个方面来看它的科学价值：1.疆域政区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疆域范围。写作此书时陇右虽然已经被吐蕃占领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场上仍将陇右列入记述范围表示不忘故土。贞观元年（627）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关内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东、西和黔中三道共15 道。每道置采访使有固定治所实为监察区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各霸一方方镇成了实际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和郡县图志》为了体现当时实际情况以十道作为大区道以下列出除两京州县以外的四十七镇作为一级政区来划分府州这样既体现了唐初以来的传统区划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在记述政区沿革时除了唐代的沿革外还追溯周秦以来各代的沿革特别是东晋南北朝的政区沿革历史地理资料相当重要。道以下为府、州分别叙述其治所、等级、户额、领乡、垦田、沿革、府（州）境、八到、贡赋、管县等项内容。府、州之下为县重点叙述其山川河流、形势险要、农田水利、物产矿藏等。关于府、州、县等级唐开元时曾规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以外各州均有等级。划分等级的依据是地理位置、辖境、人口、经济展状况等。等级名称也不一样近畿的华、同等四州称四辅。处于冲要地区的州分别为雄、望、紧。又有上、中、下三等。以人口而论过四万户的州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县的等级秩序是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关于府州与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府州的距离即八到的记述是李吉甫的创造为以后地方志所效法。

2.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按县分别记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条湖泽陂池一百三十多个。从这些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状况而且可以据以与《水经注》的资料相比较看出三百年内河流湖泊变迁的情况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书中还非常重视记述那些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如记述关中地区“自汉至今常为王者奥区”“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1。襄阳则“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襄阳去江陵6道五百里势同辅车无襄阳则江陵受敌”2。

3.经济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在每州之下记有“贡赋”分别开列开元时期和元和时期的贡与赋。唐代贡品多为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如北方的雕翎、麝香岭南的孔雀尾、龙须席、白瓷等。赋则多为绵、绢、麻、布等。从征收贡赋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产状况。从开元、元和两个时代贡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唐代生产品种的变化和生产部门的变化。

1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2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

关于矿藏的开采《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颇为详细。初步统计共有矿产二十六种产地三百二十六处。其中盐井一百九十处盐池三十七处铁二十二处、铜十六处、金十六处、银九处、锡六处其余不足五处的有石油、石墨、玉、紫石英、丹砂、铅、雄黄、雌黄、云母、化石、天然气、滑石等。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还有“垦田”一项据考证各府州原来都有垦田数目。但现今传本所记二百六十六个府州中仅江南道润州有垦田数六千七百二十七顷其余均缺佚。

4.人口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分别开列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既反映了唐代户口的分布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卷五至卷九所载河南道十八个府、州的户额看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即开元为二万零五百五十二户元和为二万零七百零二户仅增加一百五十户。其余十七州户额均大幅度减少。其中汴、宋、亳、许、陈、徐六州元和时户额不到开元时的十分之一而申州仅为三十四分之一。户口剧烈下降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况是：润、常、杭、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苏、鄂、洪、饶、吉五州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鄂州增长一倍饶州增长了两倍。说明南方有些地区的经济有所展1。当然也应该看到《元和郡县图志》对户口的记载不完备大部分府州有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目。可是其中有六十一个州只有开元户数十二个州仅有元和户数一个州是贞观户数。它虽然有此缺点但不影响全书的科学价值。

5.体例方面《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对各项地理内容作了翔实的记载。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项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是李吉甫的独创。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如新、旧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设有“贡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都设有“四至八到”、“土产”、“土贡”等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是历代地方志中“体例最善”的作品实不为过。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著作在体例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引用的书籍和碑记多达一百多种这些文献大多数已失传仅仅因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引用才留下一点片断。这也是李吉甫的一个贡献不可忽视。

1 何珍如：《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第四十二章李训郑注第一节李训李训和郑注都是晚唐“甘露之变”中的重要人物。

李训（？—835）字子垂初名仲言后入侍唐文宗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故改名为训。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始补为太学助教又辟为河阳节度府幕僚。敬宗宝历元年（825）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相与另一相李程不合。当时石州刺史武昭罢为袁王府长史怨恨执政。李程同族人李仍叔诡称李程曾欲授武昭官职中遭李逢吉阻止。武昭信以为真对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谋刺李逢吉此事被人告逮捕入狱。时为河阳掌书记的李训胁迫茅彙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结果事情败露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太和元年（827）文宗即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遭母丧居住在东都洛阳。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太和七年他备厚礼进入京师去见郑注两人一见如故。郑注引荐于王守澄又以李训善讲《周易》推荐入宫。文宗将召见李训时李训正为母服丧难入禁中就换了一套民服号王山人两次入含元殿回答了文宗提出的问题。文宗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辩论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太和八年八月李训除服以后文宗欲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认为他是小人先为流人不可做近侍。文宗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1因此不顾宰臣的反对授其为四门助教。同年十月李德裕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训则拜为翰林侍讲学士。

唐文宗嫉恶宦官飞扬跋扈继为祸患见元和末年杀害宪宗的凶徒尚未受到惩治虽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早在太和五年曾与侍讲学士宋申锡谋除宦官由于“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但是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人选。一次文宗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时问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康佐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又知文宗欲内谋剪除宦官遂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2。朝臣多如许康佐畏惧宦官不敢参与文宗的密谋活动文宗也因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而苦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训逐渐受到文宗亲信的。一次文宗坐蓬莱殿读书召问李训说许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我已读过不少战国时事已历历明白。我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阍是什么？康佐说“穷究未精”你以为如何？李训回答说：“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吴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李训不仅详尽地解释了吴子和阍的原始本末而且还引以为1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1 《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2 《新唐书》卷二oo《许康佐传》。

鉴戒说：“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李训讲得绘声绘色又感愤申重文宗听了深受启迪他说：“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李训又当即对文宗表示说：“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1李训讲《周易》微言大意颇中文宗心意时方盛夏遂命左右取出水玉腰带及避暑犀如意赐给李训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2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可与他谋划大事；同时李训、郑注皆为王守澄所引进也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遂与他密谋剪灭宦竖。李训、郑注富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时弊之症结所在胸有导致天下太平的宏图诛灭宦官只不过是第一步。史称“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这一“太平之策”也是切中晚唐弊病要害的他们欲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湟失地然后再清除河北藩镇这种由内而外的策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于是李训与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文宗怕引起宦官的猜疑乃“疏《易》五义示群臣”使朝内外都知道文宗以师臣对待李训以此来掩人耳目。

李训受到文宗的倚重官职一再升迁。太和九年（835）七月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如故；到了九月又擢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命李训三二日入翰林讲《周易》。李训位至宰相后“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

李训秉政以后即赞助唐文宗整顿朝纲。太和年间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由于文宗苦于朋党之争故太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1。像裴度、令狐楚、郑覃等皆“累朝耆俊”却受到了当政者的倾轧“置之散地”而不用李训则“皆引居崇秩”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令狐楚由北都留守入为太仆卿、守尚书左仆射郑覃也由刑部尚书迁升为尚书右仆射。因此就连一向否定李训的史家司马光也写道：“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为了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李训还遵照文宗用人的意图擢用了一些“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如王涯、舒元舆、贾■他们皆受提拔重用位至宰辅；将水火不相容、党争激烈的两派要李宗闵、李德裕等贬出朝廷其朋党不少人也受到了牵连因而引起了众朝官的不安。为了稳定人心李训劝文宗下诏书凡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除前已贬逐之外余皆不问于是“人情稍安”。

李训赞助文宗剪除宦官开始时采用了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使其自相靡肉这一做法曾获得了成功。如：太和九年（835）五月因仇士良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压抑未得显官。李训、郑注遂奏用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于是“守1 《唐语林》卷六。

2 《杜阳杂编》卷中。

1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澄不悦两相矛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