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那位女同学拒绝我时的鄙夷态度，深深地刺激了我，让我日后对女性抱有了一种潜在的不良心理……
当然我也不能不回答他们的话，不是我有多么老实，而是以为，既然落到被“双规”问话的地步，什么话都不说那是过不了关的。就好比一个遭警方怀疑的人，被带到警局里面问话，即使觉得冤枉，也不能一味装聋作哑来表示抗议，他必须让警方相信他是清白无辜的，而且要用一些言语来证实这些。不留下任何表白，想就这么走出警局，那岂不是让警方自认办差失误？这么将心比心，所以对于他们的问话，我虽不说有问必答，该说话的时候我还是很愿意说的。何况，自从当上领导后，不像早年当小干事整天只须闷头干活即可，天天要发指示、作讲话，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面对职务比我低的人，你要我一个小时不讲一句话，我会憋死——当然，如果面前坐的是省领导，不让我随便说话，我是做得到的。
我东拉西扯，顾左右而言他，这让艾主任他们有些生气。艾主任说：“你的态度不够端正，是不是还没理解我们找你谈话的意图？”转而又对工作人员说：“小李，你把纪委的有关文件再给他念一遍，看来这位小集同志，平时真是学习不够啊！”
竟然直接称呼我秦小集的名字，一点儿也不礼貌嘛；虽然加上了“同志”俩字，但一听就带着讥讽。我学习不够，他这叫什么话？我读书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优等生，成绩是拔尖的。正因为从小家里穷，所以我学习格外刻苦。一口气读了十几年书，我觉得已经足够我用上一辈子了。改材料批文件，弄来弄去那么几下套路，无非加上一点新鲜概念罢了，有什么深奥的！说实在的，市里区里，有些官员一听说党校那边有学习指标，争着要去，我是一点也不屑。把宝贵的时光耗费在课堂里，不如多干一点工作。实践出真知，不是书本出真知、讲堂出真知！再说了，他们那些去党校培训过的人，我看回来时也并没有多出一条胳膊半条腿，讲话作报告，无非多了几句时髦新词，照我看，水平就那个样子，没什么地方能让我刮目相看的——纸上谈兵的本事或许强了，真刀真枪干活的能力提升不到哪里去。
艾主任招呼的那个小李，原先坐在一旁拿个本子做着记录，我这里东拉西扯的话他也记了不少，看来倒像个敬业的干部。艾主任一吩咐，他马上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掏出个文件夹，翻了翻后，有模有样地给我念起某份文件来。
小李的嗓音有些细弱，念文件的语调有些枯燥，缺乏色彩，听得我昏昏欲睡。我真想打断他，给他好好上一堂课，以一个领导者和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他：小伙子，你既然进了公务员队伍，就算登上了仕途。以后，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副处长、处长、副厅长……要达到你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念讲稿、作报告，必须要给人一副精力饱满、情绪高亢的印象。要懂得运用你体内的气，用尽量洪亮的嗓音把稿子念得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报告讲的什么内容不见得很重要，而你能把报告念得声震屋瓦、回肠荡气，你在听众那里就得分了。
如果你连作报告、念文件都蔫吧蔫吧的，人家心里会认为你这个人缺少精气神，没有干劲。我讲话、作报告什么的，就很注意这些细节。不论头晚弄到几点睡觉，哪怕通宵没睡，只要在麦克风前一坐，我的情绪自然就会调动，肠子里那股气就会上来。尤其是当着摄像机镜头，我更是会有一股亢奋的感觉。而你，小伙子，你这样子念稿子不行。你心里要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感觉——现在没有？找不到这种感觉？我知道你会这样回答，不要紧，因为过去你自己没有这种意识，没有人提示你，告诫你。而现在我来告诉你——这可是一条宝贵的从政经验。领导干部要树威信、树形象，干部群众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的讲话、你的报告。你要是作不好报告，自然也干不好工作。
小李念完了文件，艾主任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感悟吗？”
我还沉浸在自己作报告、作指示时的情绪体验中，脑子根本没拐过弯来。听到艾主任的问话，没有细想，就这么冒出一句：“小李同志啊，念报告要掌握技巧，尽可能做到抑扬顿挫，才会有感染力。”
“什么名堂？！”艾主任显然觉得莫名其妙，话里带有质问和生气的意味。
我醒悟到自己脑瓜子开小差了，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小李啊，念得不错，我都听明白了！”
小李说：“听明白了就好。中纪委的有关条例、文件上的各项规定，你自己好好对照一下，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交代问题，不要搪塞推托的好。”
我不做声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和我说话，这回倒是没有逼问我什么，而是跟聊天似的，问我一些家庭生活上的事。
家里的事情我不大愿意谈，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来我的出身太过贫寒，早年的记忆对我来说只有伤感，没有快乐可言；二来我目前个人家里的事没多少有意思的内容，我又不像许多小市民，喜欢家长里短；三呢，家里的事情说得不好，被他们逮到什么话柄，给我来个刨根问底，那就麻烦了。
艾主任问我小时候在哪儿读的书，我真的不想多谈。不过，他的问话还是勾起了我的一些略带伤感的回忆。
小时候日子过得那个苦，想起来就辛酸，我巴不得全部忘掉才好。然而，偏偏那些事情就是忘不掉。我的家住在一座大山的深处，山里常年见不到外来的人。我记得自己考上初中的时候，母亲送我去乡里中学报名，我背着一袋大米，母亲则替我背着书包被褥，我们沿着一条细小狭窄的山间小路，朝着山外面走。一路上，母亲不住地跟我说，儿子呀，你要好好读书，要做个有出息的人，将来能留在乡里做事，你死去的爹别提会多么高兴的。她说，家里的田要种，鸡呀猪呀要人喂、要人管，我只能送你去学校一次，下一回你就要自己走了。
她说……她一路说了许多话，我没有记住几句，但我记得十分清楚的是，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抵达学校，在会计室那儿交学费时，我看见别的学生家长从各式各样的钱夹里掏出的钞票都是十元、五元——至少也是一元、两元的（那时还没有发行现在普遍流通的百元红钞），而母亲用颤抖的手从她贴身的衣袋里掏出的，只有角币和分币。那些角币有一张两角，两张一角。两角的角币已经严重污损，上面的图案看不分明；一角的角币中有一张则比较新。那张新的一角人民币是粉红色的，上面画着一些人肩上扛着铁锹去干活。那些扛锹的人，领头的是个穿中山装、戴干部帽的人，身旁左右紧跟着的是两位穿短袖露胳膊的女子，一名女子也扛着锹，另一名则手里提着什么东西。
母亲的胳膊和她的脸一样黧黑，而且瘦骨嶙峋，青筋突起，上面还有很多疤痕。一角人民币上那两个女人的胳膊则丰满圆润，展现出柔婉的线条——那些线条含有某种风情，这是我在以后逐渐懂得的，那时候，我只是对这种线条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无可名状的向往。
我之所以对这张一角人民币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母亲谨慎地掏出藏在身上的、用一块打着补丁的旧布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报名费的时候，尽管万分小心，那骨节暴露的手却一直在微微颤抖，以至于将满捧的分币抖落地上。心情紧张的母亲急急忙忙从地上搜捡四处滚动的硬币，而我的目光则落在她搁在木凳上的布包里的那张八成新的一角角币上。那张角币被窗口射过来的一束光线照着，枣红色的图案在我的目光中竟然呈现出一种淡淡的、近乎血色的光芒，这光芒当时刺痛了我的眼睛，同时也温暖了我的眼睛。
母亲把所有的硬币一分一分地找了回来。那些一直滚到办公桌和座椅下面的分币，如同因羞涩或顽皮躲藏起来的孩子。母亲找回几枚之后，把它们搁回布包里仔细数一遍，发现还有逃离未归的，又伏下身子去找……当所有的硬币都回到那个旧布袋里的时候，母亲用袖子揩了揩满额头的汗，紧皱的眉头才略略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