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蓦然发觉自己担任副市长这么些年养成的鹤立鸡群的派头、杀伐决断的作风，甚至生杀予夺的野心，都变得有些底气不足。
我不愿提起往事，希望把它们统统从记忆里抹去。可惜却没法做到。
我看过一些大人物的回忆录，我曾想研究童年的记忆对他们日后成为大人物的影响，然而却没有多少收获。
我发现那些大人物对于童年记忆的描绘从来是不准确的，是经过刻意的修饰或篡改的。他们从来不把有损自己颜面和威望的往事展露出来，这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把戏。
起初我不理解大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既然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难道闭上眼睛不承认就会消失吗？后来，随着我的社会地位渐渐上升，我终于悟到了这里面的缘由。
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选择性遗忘”，它证明人对于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心灵的往事，会产生本能的抵触和排斥，而排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让它们从记忆里消失，就像有些人希望他最仇视的人从面前，甚至从地球上消失一样。
他为什么要这样，这样做对已经成为大人物的他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那些往事对他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吗？
从现实来讲，或许不会。但有一种心理的影响，也即某种陈年的阴影，如果不加清除，会时刻笼罩着他，让他的情绪陷于困顿，让他的自信受到打击，让他的骄傲大打折扣。
我从什么时候起不愿提及自己的童年，不愿提及自己的家庭？回想起来其实已经很早很早。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在开学典礼上，一位刚刚认识的同班女同学问我：“你老家是哪儿？”我回答：“××县。”她又问：“住在县城？”我没有吭声，但却用点头来默认。应该承认，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害怕别人问起我的家乡、我的家庭及我的家人。
唉，想想母亲，我这样子是不是非常对不起她？她领着我去乡里中学报名，拽着我对校长那深深的一跪；她手里用汗水挣来的硬币被那个“黄老师”蔑称为“从哪儿讨来的”——这些景象，一直如一根针扎在我的记忆里，它总让我想起母亲的泪水，也总让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自卑。
我拼命想把它拔除，却一直未能如愿。
对于人生中的许多事情，是到后来才有所认识的。
记得高中时老师讲语文课，课本里有一篇古文，叫《陈涉世家》，上面说的那个陈涉，一个地道的泥腿子，却是个很有抱负很有志向的人。他领着一帮农民起义造反，竟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把个凭武力扫灭六国的秦帝国给搅了个天翻地覆，他自己还当了王。当了王以后，他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很是忌讳，谁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跟他提他从小在田里玩泥巴的事，他会要你付出脑袋瓜子的代价。我那时候十几岁，对政治这玩意儿毫无概念，还以为那陈涉一旦咸鱼翻身平步青云就拿糖拿大呢，殊不知这是玩政治的人特有的一种心结。
不但陈涉，后来还有一个农民出身的造反派叫朱元璋的，论造反的本事比陈涉更强，他不仅当了王，最后还身穿龙袍做了皇帝。朱皇帝的这种心结更是强烈而顽固，他出身农民，还做过乞丐，当过和尚，自打登基以后，别人不光不能提及他的出身，连乞丐、和尚也不能当他的面随便说，甚至，他的耳朵里就连“光”呀、“亮”呀、“贼”呀这些字眼也容不得。我心里怀疑，他不愿听到“贼”这个字，说不定是有案底的：他在当乞丐饿得实在受不住的时候，果真去偷过人家东西吃也不一定！嘿嘿，现在我也不怕坦白：我这个人呀，在大学的时候对历史略微感那么一点兴趣。不过我对历史的兴趣，不在它的那些烦琐的规律和经验，我主要关注的是帝王的发迹史和帝王心术。心术这个词不好解释，不知为啥我却非常喜欢。这俩字的的确确显示了人的最隐秘、最有魔力的智慧所在。虽然我既没讨过饭，也没当过和尚，但只要看见跪在街头的乞丐以及乡村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孩童，不知怎的就会有一种条件反射般的难堪，我觉得童年的某个场景似乎就折射在眼前，它让我怀疑，自己至今在心灵的脐带上与受苦的往昔有着割不断、抹不去的关联！
见我对往事含糊其辞不肯说得具体，艾主任他们也就不再细问。他们问我以前的家事，大概是想打迂回战。作为肩负“查案”职责的“办案人员”，他们大概不会有兴趣跟你在这儿闲聊天。
尽管我窥破了他们的用意，但他们的问话还是对我的心境有所触动。那些无法抹去的往事，让我蓦然发觉自己担任副市长这么多年养成的鹤立鸡群的派头、杀伐决断的作风，甚至生杀予夺的野心，都变得有些底气不足。我从骨子里还是一名草根，而且是草根里面最为纤细的根须！
我的心情有些颓然和黯淡。
当然，这不纯粹出于想起那些往事，更主要的还是想到自己出身于那样困苦的一个家庭，从小没有过过一天像样的日子，母亲早年最大的希望是我读完书后能够留在“街上”（我们那儿把乡政府所在的集镇叫“街上”）工作，而我早已大大超越了母亲的期待成为家乡的骄傲，却在人生的顶端骤然塌陷。“秦小集被‘双规’了”——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老家村里那些世代为邻的乡亲会怎么想、怎么说？
唉！
母亲这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街上。
街上，是母亲到过的最热闹的地方。那儿每周有两次赶集，一次大集一次小集。所谓“集”这个玩意儿，住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多不清楚，不知那是个啥名堂。
“集”嘛，就是集市，乡村里面做贸易、做买卖，不像城市里人口集中，每天都有足够的人流往来，因此按照各地习俗，固定形成了若干天大家集中一块儿进行买卖交易的规矩。每到大家集中一起进行交易（古人叫“市”，“市”就是交易的意思）的日子，四面八方的人都往那儿赶，他们去的目的或是买，或是卖，乡村里每逢集日，便一反日常的冷清，变得人山人海，格外热闹起来。
我的名字：小集，就是母亲在一次赶集的时候生下我后给取的。
每次和新同学打交道，那些城里同学都对我的名字感到好奇，免不了会问我为啥起这么个名字，我起初老老实实回答他们，结果惹来他们好一阵子嘲笑。后来，我再也不把自己名字的来由告诉任何人，我编造说，我的名字是我们那儿一位老秀才起的，取旧社会文人墨客官宦同僚小范围雅集的意思。城里的同学根本闹不清楚雅集和小集究竟会不会存在区别，他们听了后倒是说，小集呀，你们家说不定是封建没落贵族呢！他们的话听上去透着“腐朽”，其实更带着嘲笑，可这样的话我却爱听。我觉得，即使是封建没落贵族吧，比起祖宗八代玩泥巴的家庭来说，还是要高贵得多呢！
我一度想替自己改个名字，可是，一想这是母亲给我起的，母亲已经过世了，她老人家一离世，我就把她给起的名字抛弃，未免会让地下的她感到寒心。后来，我当上干部了，发现小集这个名字并不妨碍我步步高升，而且，它被上司叫得顺口，被下级叫得熟稔，再没有人追问我这名字的由来，似乎都觉得它挺自然挺麻溜甚至挺顺当的，我就再没考虑改名的问题。
曾经，在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名字作过一番研究，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更深奥的含义。我查了一些书，书上面说：
岭南之市谓之虚……山东人谓之集。每集则百货俱陈，四远竞凑，大至骡、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谓之“赶集”。
古代人赶集，不光卖菜卖肉卖农资农具之类，竟然还卖奴婢、妻子（这个“妻子”包含“妻”和“子”两重含义），我没赶上那个时候，真要赶上，不定对这赶集多么有兴趣呢。
写这段话的人是明代的，也有个怪名叫谢肇淛，那第一个字好认，第二个字是后来从公安局交警大队那儿认识的，交警常用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严禁交通肇事”，因此我明白这个字念“zhà o”。至于第三个字，我到现在也没搞清应该念什么。我就念它的半边，制造的“制”。或许有人会说，我当这么大的领导，又是大学毕业，怎么念字还念半边呀？我要说，你这是细伢子没看过大人的卵。自打参加工作起，我听大大小小各级官员念稿子，他们念的白字多了去了，我都没法一一统计下来！
赶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那个谢肇淛说，岭南之市谓之虚（墟），山东之市谓之集，在别的地方还有叫赶场、赶街的，好在我们那儿叫做集，我的名字也就叫了个小集。不然，我妈要给我起个小墟、小街、小场之类的名字，那就太难听了。那样的话，在同学面前打圆场、编谎言都不好编。那样，我可就不能管老娘在地下是否寒心，一定得把名字改掉，不然，这么土个名字，会把我的脸面给丢光的！
这些想法扯得太远，我本不想回顾往事的，不知不觉竟自己对自己搞起了“忆苦思甜”，这简直滑稽嘛！
回过神来，我想，我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得按照自己的思路、自己的预案来对付他们！我曾经为今天的场面在脑子里做过预案吗？难道我早预知到会有今天？他妈的，真晦气。
于是，我对艾主任他们说：“既然你们一定要我说点什么，我一点儿不说也对不住你们。请你们给我一点自由空间，让我能稍微敞开一点自己的观点。”
我这话有点儿冠冕堂皇，有点儿装腔作势，也有点儿故弄玄虚。
艾主任疑惑地看着我，似乎有些不太相信，他们这么快就把我搞定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么快就把我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不过，我表示要说点什么，他还是欢迎的。他们根据我这个人平时的个性和作风（我相信对这点他们早已经过细致了解），根据我刚住进这间标准间时的态度，其实是做好了跟我打持久战的准备的——这从他们并不急着亮出他们的底牌可以看出来。
我知道他们手上有一些牌，但我不相信他们掌握了重大的关键证据。一点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这个年头谁没有？要是按照中纪委的规定，四菜一汤，禁止大吃大喝，我看我们这些当干部的，特别是搞经济工作的，人人都得犯规。我们天天为市里的工作操劳，方方面面的接待和应酬，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回在家里吃饭。冯玉珍一跟我赌气，就说我把家当客栈，把宾馆、饭店当自己的家，整天不知躲在宾馆里干什么。宾馆里那么多漂亮女服务员，是不是看上哪个了？一听这话我就讨厌，我回骂她：你以为我愿意呀？美国的希尔顿老子都住过，临湖这地方的破宾馆有什么了不起，值得我天天去？这不都是工作吗，你以为我稀罕去！我这个副市长，几乎都快成三陪了，有时陪客人吃饭，一天好几拨，跟赶场子似的，这样的饭谁愿意吃？你这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如果艾主任拿这样的问题来说事儿，那他就打错算盘了，吃吃喝喝算得了什么？！
要不，他们认为我多少收过别人的礼，或者有哪个家伙送老子一个红包，嘴巴不严抖搂出去，给他们知道了？真是这样，老子也不怕。临湖这地方，当官的收几个红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逢年过节、生日喜庆、父母做寿、子女婚嫁什么的，朋友们、下属们来看望、走访或庆贺，也都是人之常情嘛，我不认为这属于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艾主任认为这也是事儿，那就太小题大做了！
纪委的干部也许就是这种德行，吹毛求疵，大惊小怪，不通世故，不可理喻。要不，我真的说点什么给他们，一来探探他们的口风，到底知道我多少情况；二来嘛，让他们多少有一点收获，好写汇报材料。如果他们接受了我的说法，说不定会解除我的双规，嘿嘿。
我抱着侥幸的念头（事后证明我这个念头很傻很天真，一点儿也不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或一个老练的政客的思维方式）来对他们进行试探，试探的结果是换来他们更加鄙夷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