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产生一种身逢绝境的孤独感。别说小五和林木苟这样亲近的人，平时我一般瞧不起的那些下属，比如建设局和规划局的局长，甚至和我不那么合得来的市政府秘书长邱贤良（他上次没把宾馆改造的基建项目给我推荐的老板，我认为这就是他和我合不来的证据，我心里对此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如果此时能在我身边，给我解答一些疑难困惑，或者哪怕跟我聊聊外面的情况，我也会感到很亲切、很感动，至少会比面对这帮铁面判官、冷血阎罗要好得多吧？！人啊，到了身陷困境的时候，心里的想法会和平时，特别是和春风得意之时大不一样，这种滋味，我总算尝到了。
他们对我怎么这么冷血（我想到这个词，便这样用在了他们身上）呢？从我的身份来讲，现在还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嘛，难道不能宽容一点、和谐一点，非得跟对付敌人一样地穷追猛打不可？他们那种冷冷的目光，在这样的伏天如同冷箭一样射在我脸上、身上，让我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我甚至屈辱地想，倘若可能，我愿意给他们下跪，跪在他们面前求情，让他们不要这么冷酷无情，这么穷追猛打，这么不讲人情，这么逼人太甚！我有些呆滞地望着艾主任那些人，目光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乞求的意味。
我竟然会有这样的目光——可怜兮兮、低三下四的目光？我自己一点儿都没意识到。后来我想，当时我的心情一定灰暗到极点、悲观到极点，否则怎么会有这样一种绝望的表情流露？乞讨、哀求……这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心境，即使那次母亲带我去乡里中学报名，因为带的是零钞而被人家冷酷地拒绝，母亲在不得已之下将我拉到校长室，跪下以求援助时，我的心里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求告之情，因为我知道，理亏的不是我，不是母亲，而是校方的工作人员。但此时我虽然贵为一市之长（我虽然处于“双规”期间，毕竟上面还没有将我的副市长免去——至少我自己没有接到正式的免职通知），面对那些级别低于我的公务员（艾主任除外），竟然腰软气馁，毫无自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出于“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本能，还是出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秦小集自感罪孽难逃的潜意识？
我无意中流露的这种目光，立即被艾主任捕捉到了。我看见他注视我的一瞬间，眼睛里闪过一道异样的光。
他们先后落座。尽管我面前并没有审判席，他们这些人或沙发、或靠背椅，还有在临时增加的方凳上随意坐下，就像一帮熟人临时小聚一样，可旁观者却明显看得出，他们这些人的重心依旧是艾主任。
艾主任坐在沙发上，身子随意地靠在一只扶手上，金处长坐在另一只沙发上。在手下工作人员向茶杯续水时，艾主任一只手点了点，金处长马上把头靠过来，听取艾主任的“指示”。艾主任跟他叽叽咕咕不知说了啥，他说的时候，眼睛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朝我这边瞄过来，我心里立马紧张起来，心想是不是在说我呢？那时的我，几乎已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任何细微的异动，包括他们说话语调的变化、面部表情的阴晴，都会形成条件反射，引起我一阵心慌意乱。
今天上午，首先开口向我提问的是市纪委的小马，马科长。仗着省纪委领导的势，他说话的口气也是越来越不中听。他说：“秦小集，你的案子，上面高度重视（他说的“上面”指的是哪里，他并没有明说。到底是市里呢，还是省里？靠，这种小干部也晓得癞蛤蟆打哈欠，用这么大口气跟我说话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情况，都会进行小结，也都要向上面汇报。作为当事人，能够配合省纪委的工作，这是你有了醒悟的表现。但总的来看，到目前你的态度，一直都还比较被动。说明你对自己的行为还缺少反省，对组织不够坦诚，不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认为，这样下去其实对你自己不利，希望你能够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处境。”
他这个开场白倒像模像样的，既像官话，又像训诫，还像劝导，除了口气我听着不大舒服，还真挑不出话里有什么毛病。根据我的经验，当领导就得有这样的水平，在某些场合、某些问题上，你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对方还眼巴巴地等着你，希望你继续把话说透一点儿，希望从你的话里探测到他想要的东西。可是，他如果不善于体味和咀嚼，那他等于是个白痴，将来就干等着挨你的训吧！我以为这种方式临湖市除了我们市级领导和县区主官（指县、区委书记和县、区长）别人都不会，没想到一个纪委的小科长也有这种讲话水平，绵里藏针，含而不露，却把想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让你足以感受到其中的威慑力和劝诱力。
后来，他们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我一一作答。很久以后，我才醒悟过来，艾主任他们这拨人确实有技巧：每次问话，前面都挑几个你能够很轻松并且很愿意回答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影响你后面的心理，就是既然你已经开始回答他们的话了，后面就不大容易拒绝继续回答。我不知这是不是属于审判心理学里面的技巧，但我发现他们的这个秘密，已经是在身陷囹圄之后，所以只能算是迟来的总结了。不过，往往是，我的本能让我对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抱有抗拒心理，都会在回答之前，先掂量一下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果掂量着有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我便以沉默或以转移话题的方式，拒绝回答他们的提问。
今天他们起初问的几个问题确实很轻松，比如，金建民问我，大学里学的专业，自从当领导后就没有再接触过，会不会感到可惜？我在他的话里听到“领导”两个字，感到格外舒服：瞧瞧，他话里竟然还认可我的“领导”身份，说明他们还没有对我“嗤之以鼻”，还没有像我心情阴郁时想的那样，真的把我当“囚犯”看。这点嘛，说明他们还是讲政策，讲事实，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味的。
我说：“我学的专业是农业，具体来说是水稻制种。起初在县里，还分管过一年农业，后来到开发区就与农业彻底绝缘了。要说专业嘛，当然是丢了。可是，我们市里哪个领导是按照原先学的专业来分工的呢？都是后来分管哪方面的工作再来熟悉这方面工作的，包括分管文教卫生的老廖、分管财经税务的老孟，他们原先一个学的工科，一个学的电子。领导嘛，我觉得本身就是一项专业，管理专业。而这个管理专业还不是课堂上能够学懂的，主要靠实践，在领导岗位上锻炼、历练，有了这层经历，然后不断提升自己，领导水平自然也就逐步提高了。”
“那你对于自己没有搞水稻制种和农业科技，不感到有什么遗憾吗？”
我摇摇头，却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水稻制种，目前最高的技术就是杂交水稻。而杂交水稻，国内已经是世界领先了。这方面，袁隆平又是领跑者、佼佼者——他的事迹无人不晓，贡献无人不知。我们学这个，弄这个，再怎么弄也不可能超越他呀！所以呀，我改行，既是工作需要，从个人来讲，也算是知难而退。”
其实，我当初削尖脑袋要钻进公务员队伍，主要原因是小时候对村干部、乡干部们在和我母亲一样老实巴交的农民面前的那种架势、那种威风以及农民们对他们的敬畏甚至惧怕的印象太深，心里暗暗发誓要爬到他们那样的地位，这辈子才不枉做人的心理潜意识所导致。我记得自己读小学时，上学路上有时会遇到乡里下村的农技员，他们骑辆破自行车，身上穿的衣服和农民相差不多，脸上晒得黑黑的，在田埂上遇到我们，还主动下车给我们让路……这种谦卑和辛苦，跟干部们比简直是两类人嘛。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他们的生活，又脱离了农民多远呢？除了拿国家工资，其他方面，也不过半斤八两。但这样的心理动机不能跟别人说，我连冯玉珍都没有说过——它是我在仕途上拼命搏杀奋力攀登的一个基本动因，这种动因不能公开告知别人。不然别人会说我参加革命动机不纯。
金处长听完我的话，接着说：“老秦，你这个话照我看就有些以偏概全了。水稻制种尽管有了一个袁隆平，还有其他科技工作者在做这项工作，国际上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领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贡献嘛。比如说搞导弹，我们不能说有了一个钱学森或者钱三强，其他人就用不着了，是不是？顶尖人才的成就还须在众多人的工作基础上形成，就像你后来搞行政管理，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市长或书记，其他助手就不需要了呀！”
他这话说得挺有道理，倒让我一下子无言以对。确实是这样：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推论，有了一个袁隆平，其他农业科技人员就可以不需要了，那么搞行政管理，我们市里不算市委那边，有六七个副市长，还有三四个市长助理，如果集体出行，小车可以排成一个长长的车队。可是，我们这些副市长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自认为自己担负的工作很重要，为市长分担了很多事务。没有我们，市长纵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乎不过来。一根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副职就是正职的帮手，是他的“桩”。但我回答金处长问话，却把这一层逻辑关系给忽略了，怪不得被他抓住漏洞。
这时，艾主任说话了。他说：“秦小集，你之所以走上领导岗位，首先离不开组织上的培养，当然，你自己也作出了不小的努力。你很早就存有在仕途上发展的雄心，做一个行政领导是你的理想——这点，我们从你一直以来自己写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来（他这话引起我的警觉：他们把我的档案都翻遍了，而且翻得这么仔细！）。不过呢——”艾主任语气一转，接着说道，“现在各行各业搞行风建设，这个行风建设中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叫‘爱岗敬业’，我认为呢，这句话不光应该对行业职工讲，让他们遵守，还应该对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讲，让他们也遵守这句话的基本精神。领导干部这个岗位确实很重要，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了推进一个单位一个地方工作的主动权。他们不能懈怠，不能荒嬉，更不能贪腐。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不光影响到这个地方和单位的工作，还会贻害自己和家人。”
这个老艾——他不称呼我的职务，直呼我的名字，最好的态度也就是叫一句“老秦”，那么我在心里也不称呼他的官衔，也直呼他“老艾”，这样就对等了，嘻嘻——你看看，逮住机会就给我上政治课了。我不想听，可是又躲不开，只好把头垂下，闷声不响。
“我这话可不是威吓你，你自己好好思考和反省一下，不要抱有侥幸，不要心存幻想！”他转而对金建民说道：“老金，你把我们处理过的几个案子的事例给他讲解一下。”
金建民拿出一叠材料，翻了翻，然后清了清嗓子，跟我讲起来。
他说：“有个领导干部，职务嘛，跟你秦小集相类似，在任上不自律，放纵自己的贪欲，结果被查。组织上在审查的时候，起初他百般抵赖，后来面对大量事实和证据，他知道赖不过去，只好如实承认。可是承认完了，居然天真地问，我都坦白了，可以让我走了吧？办案人员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去上班呀——简直到了天真无知的程度。”金建民说到这里，旁边那些年轻的纪委干部竟然都笑了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家伙不可思议，其思维和行为十分搞笑。
艾主任摇摇头说：“你看看，我们有些干部，明明已经触犯了刑律，还不能正确认识，甚至不把它当回事，这样的人，不出问题才怪！”
金建民接着说下去：“还有一个地方的领导也是。他的问题被查实后，他自知罪孽深重，跟组织上讲价钱，说我把所有贪污受贿来的钱统统交还，职务也不要了，但是我要提一个要求。办案人员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竟然回答说，让组织上给他几亩地，他去办个庄园，从此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当一个农民——他这话当时也让办案人员哭笑不得。”
他讲的这两个案例，连我都觉得荒唐：就像一个小偷在商店里行窃被人抓住，他说，你也别跟我较真，我把东西还给你，咱们一切两清了。我想，这两个人是装傻呀，还是真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跟我秦小集比可差老鼻子去了，怪不得会惹人发笑呢。
正想到这儿，金处长话锋一转，说道：“秦小集，我们把这两个案例讲给你听，是要让你明白，你自己万不可心存侥幸，别以为双规是一场游戏——这不仅仅是一场道德追索，这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和法律追究。自作孽，不可活。假如你自己犯了罪，违背了党纪国法，你的将来和那些已经遭受惩罚的人是一样的，决不可能再回到人生的起点，明白吗？”
他这一番话，声色俱厉，把我的心情搅得一团糟，有如乱麻纠缠，撕扯不清。我脑子陷入紧张与慌乱，一股窒息的感觉让我几乎瘫在椅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