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群冤鬼屈魂来告状，他们哭喊着说：“干部像恶魔，横行霸道、打人成风，我们县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大王给我们做主啊！”

洞庭湖滨，有一个美丽的边城澧县。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的澧县，干部打人成风，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当地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顺口溜是：“干部象恶魔，澧县变地狱”。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随大流，全县实现公社化。全县也刮起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也生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也是“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也搞“大炼钢铁”，并将全县大小山林砍伐一空；1959年春，澧县也生社员逃荒死人现象，生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严重。

1959年1o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决定开展全县“反右倾”。至196o年1月结束。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o人，重点批判了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

这场运动，定下了全县随后以暴力行动来推动“更大跃进”运动的基调。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为在1959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运动。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从1958年到1959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理应额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从春荒到现在，各公社不仅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闹粮荒，不是喊饿死了人，就是说食堂断伙，社员饿得要死了，一直闹到天昏地暗！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起的猖狂进攻。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砍倒，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三面红旗，誓死打赢当前的粮食征购这一仗！

马书玉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对与会者说，1959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现在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大丰收，大大地有！闹粮原因，主要是富裕中农向党进攻，农民在秋收时，把集体的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此外，干部中自上而下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本位主义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粮，又会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偷风”为主，以“反瞒产”为辅的人民战争！

马书玉在全县“反偷风”运动动员电话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必须以坚定的党性和坚定的对敌斗争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反偷风”运动这一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帐要算清楚，新帐老账一起算！退赔要兑现，有粮退粮，有钱退钱，就是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粮食给我吐出来！

在马书玉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干部思想混乱、是非不清，有的认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干劲”、“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不打人则是“右倾”、“立场不稳”，“同情资本主义”。澧阳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一平，在一次总支书记会上布置积肥任务时说：“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有点火力来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要你们站桌子，鼓点干劲你们看一看。”九王大队十生产队队长胡子康说：“打了一次人，起码有五天好动。”王家厂公社龙堰大队总支书刘大连说：“运动来了就搞几下，运动走了就不能搞了；一个运动不打几个人好像没有什麽起色。”个别公社领导干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党委副书记丁士英，在总支书会上还布置说：“人可以打，只有几个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脸不打，耳根不打，其余地方都可以打。”

1959年1o月11日～17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全县范围内、普遍的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一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4o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百、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把人推挤）。

“反偷风”运动中，生了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打人最多的一个干部，打过34o多人，打死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o多次的。在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非常普遍；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干部很多，最多的一人搞了2o多个。

一些坏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众死活；挂**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的混入党内、当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为了**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新把头”、“土皇帝”、“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对，但有时还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

淞澧分流工地冤死的民工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ooo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o%。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工程于1959年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oo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队伍为分队。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先后死亡民工44o人，其中病死31o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o人、当场打死2人。

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吓得达抖，更不要说民工了。

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指挥部指挥于树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搞治疗，小风小雨当晴天，雨天刮风当晴天。”“晴天突击战，雨天持久战，雾天运动战，风雨不停工，冰冻不下堤。”并规定“按劳力总数平均每天一个劳力达到5～6方土。”

在松澧分流工地，生活还未安排下来，县指挥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挥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队加到十五方，中队加到二十方，分队加到二十五方，最后小组加到三十方（当时实际平均工效只有一点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挥部在官垸召开次民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以及先进民工代表共744人。会议由县委书记、工地党委副书记、指挥部指挥于树海坐阵，县委委员、县农业局长、指挥部副总指挥李福印主持。

会议说是要“总结和交流经验，向高效率进军”，但其主题就是一句话：“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为到年底只有还不到一个月了，工程完成还不到二十分之一。指挥部急了，认为不来点真功夫是不行的！于是把找原因变成了斗、打、跪等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4天会议，共打264人。辩论了中队指导员和脱产干部17人。一般的采取骂、打、跪、低头、反省等，重点对象则重点打斗。当场打成重伤2人。至196o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伤，还在吃药。大围公社杨家中队的指导员吴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挥部的负责人竟然在大会上说：“你们干劲上不去，应该给点教训，才能好好鼓干劲！回去后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无压力轻飘飘！对干劲不大的民工，好好压一压，干劲就会上去了。”

官垸会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打人风。

12月6至7日，各工区停工整顿，贯彻落实官垸会议精神，四个工区都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他们是每个中队都必须辩论一个分队级的干部。珠矶湖工区方石坪一大队13中队报辩论人，供应股长叶汉菊，被批斗者们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肿得像个猪头，一个多月还没消肿。巴王岭中队指导员马大元被打的半个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龙窖澧西大队贯彻官垸会议精神，点了11个人上台批斗。除毒打外，还用3个采菱的大腰盆装满冷水，让被斗对象脱光衣服洗冷水澡。当时北风呼啸，气温在零下，水中结冰。被斗对象在水里越喊冷，就越要你扎深些，时间待长些。结果新剀中队的陈祖青受冻不过，连喊救命。批斗者不但不让他出来，还说他态度恶劣，一阵猛打。终于他被冻死在腰盆里。

大围和王家厂大队则各办起一个教养队，专门劳教那些“劳动不积极的人”。教养队实行监狱管制，被教养人都是犯人，不仅强迫劳动改造，还在他们衣服上写“偷盗”、“出工不积极”、“多吃饭”等，并在其脸上画花脸，不准与民工一块挑土、吃饭、讲话。

而宜万大队为了响应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干劲，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头光、身光、脚光，出工民工一律光头，不准带斗笠；打赤膊，不准穿蓑衣；打赤脚，不准穿鞋，一直干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队总支委员张儒兴在工地打人16o多个，扣饭不计其数。贫农社员刘世教先后被扣饭16o多次，挨打三次，最后一次打后三个钟头致死。后来下工地后，刘世教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在禾场上捡了一点蚕豆梗，竟被张儒兴丢在水里淹，此后也死了。

至于中队一级的辩论斗争，差不多天天都有，从指挥部直到中队层层找原因，层层违法乱纪，斗辩民工。是造成严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会议规定：病人不准过1%。而天寒地冻，民工们劳累过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差不多2o%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级干部对病人就是一句话：“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厂大队11中队社员谭杏桃，因病没出工。脱产干部樊明中强迫他必须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话，有你的好家伙吃。白衣大队蒲山中队社员黄培然，因病倒地想请假歇几天。干部对他说。安排你个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黄培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官垸大队光明中队黄家玉、郑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干部命令他们到珠矶湖被楠竹，结果死在路上。

宜万蔡家中队共死民工75个。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个病号，按1%的比例，指标是3人。当时医生冒风险批了叶正中等7人，其余吴学明、易法生等27个病号被赶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辈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劳力缺。而全县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县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强行摊派劳动力，公社也没人，就把老弱病残也派上阵来。仅第一批上工地的劳力中，小的十二三岁，大的6o多岁。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还没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如大围大队杨家中队上堤的民工346人，15～2o岁的12o人……55岁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严重的12人。宜万大队蔡家中队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痨濒的35人，黄肿病（浮肿病）6人。如黄世法、陈世和都原有痨濒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