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游记》第三卷2、1949年刘少奇天津之行始末
作者:碧薇萍      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7285

1949年我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到195o年也只占23.2%,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又长期在白区城市工作,**知道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当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军事问题和政协问题,**已经考虑到经济建设。1949年6有,**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义经济的一个补充。**指出,“用商业的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被融会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城市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

一、北平天津解放后,**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域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王光英送了一条围巾给他,也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况王光美1948年8月21日与**在西柏坡结婚的,1946年,国共和谈,王光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代表团英语翻译,1947年谈判破裂,党把她送到延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费一枪一弹,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的部队顺利进驻北平。初到北平,北平社会还未完全安定,**决定暂时先住在西郊香山双清别墅,中央五大书记都住在香山,**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来青轩的3号小房成了**的卧室和办公室。到了香山,王光美心情很激动,北平有自己的家啊,当时她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她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中央的住地要保密,她还是忍了,当时她的上级是叶剑英,叶帅知道后,专门派人前柱王家通知。

当时,周思来住进中南海,筹备政协会议,五大书记的分工非常明确,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交往,协商政协人事安排,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团体,出席此类会议,任弼时主要养病,兼管土改工作,**指导城市接收工作。一天晚上散步,毛卞席过来,对**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大律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拍拍**的肩,说,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四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四面八方”就叫全面领导。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活。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要**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大津去,**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律方面的初步情况。

这是一个晴天,**和王光美来了,两位老人迎出门去,**不是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他平时话不多,进得门来,他称呼二老后,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这些年不容易啊!二老知道**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于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地下工作者,真是不容易啊。当年王光英才3o来岁,是少壮派,**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王光英交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刘光奇听着,微微笑,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王光英告诉**,天津的资本家大都长期听国民党宣传多了,对**不了解,也很害怕,害怕要“共产”,要没收财产,害怕要象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二、半月之后,**到天津,表了著名的鼓励资本家要继续搞好生产的“天津讲话”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当时人口2oo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到天津去,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

为此,**偕同龚饮冰、户绪章、张文松、王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在天津市的干部会议上(主要是工会干部),他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对于资本家继续存在。工人想不通,有些工人认为,既然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展了、而是太不展了。**此行,直接要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直接解决他们的疑惑。

4月21日,他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农。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生了是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4月23日,**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向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称赞厂他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清洁、先进的做法。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的英文专家王光美。

**天津行的重头戏是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稻、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谈话”的主体构成。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耐心听完他们的谈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门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出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展有了保障。日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展生产。**政府的政策,既要展国营经济,也要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听“剥削”二字。**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因此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我们**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员抹煞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挥积极性来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展国营生产,也要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允分挥积极作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办呢?——那天座谈会,**的对面坐着宋斐卿,他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更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这么—讲,在座的资本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三、“天津讲话”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终手罹祸,“文革”造反派给**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展资本主义”。

王光美陪同**天津行,**对王光美说,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马克思一百年前就说过,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形成之前,资产阶级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使把它推翻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消灭以后怎么办?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名厂,扩大生产计划。**立即复信予以鼓励,他在信中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计,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o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工商业者打消顾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上升。并扩大就业,稳定了物价。**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人比上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厂,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ooo人率先大游行,拥护**的决定,受到**的称赞。**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展民族工商业,迅恢复和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尽管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不妥当,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天津之行结束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有些**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邹大鹏写信给**,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接信后作出了迅的反应。5月31日,他在为**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足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文件经过主席审阅修改并由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批评了东北局,而自称东北王的高岗感觉自己是陕甘宁的正宗革命派,而且后来位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尽管名列第六,在名份上还是在总理周恩来之上的,哪服得了第二副主席**向他公开提出批评,极为恼火,他非但不接受批评,还把**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抓住个别言辞个妥的“小辫子”,广为散,企图拱倒**,取而代之。1952年,高岗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实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不愿意位居**之下,又把**的“天津讲话”翻了出来,利用自己把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上的失误为名,又掀起丁倒刘恶浪。高岗在会后,还南下杭州、广州游说,说**有一个“圈圈”,欲掀倒**。**得知此事后,在与各大军区负责人的讲话中,表彰了**,他说,少奇同志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高岗还企图拉拢邓小*平、陈云—块来掀掉**,高岗找到邓小*平,说**不成熟,在天津讲出这种“剥削有功”的话来。邓小*平回答他:**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种地位不适当!高岗找陈云说得更露骨,把刘搞掉,副主席你一个我—个。陈云没有搭理他。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题是揭露高岗反党阴谋,邓小*平在会上批驳了高岗对**“天津讲话”的污蔑,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